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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费希特—读洪汉鼎先生《费希特:行动的呐喊》一书

已有 24 次阅读2011-06-12 16:02标签:聽 费希特洪汉鼎康德自由理性

一直知道洪汉鼎先生著有一本费希特的传记,在图书馆也看到过实体书,但没有读过,也没有什么借来的意向。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费希特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中的地位是毋庸赘言的,但这本书却只有区区152页。关于一位哲学家的传记,不可能只说点生老病死的事而不涉及其思想。而要涉及思想层面的内容,又不得不对当其时哲学发展的一般状况有所交代。更何况,费希特的一生是“行动”的一生,他的经历不似康德那般乏善可陈。面对这样的容量,150多页的页数实在不太匹配。其次,洪汉鼎先生早年追随洪谦先生和贺麟先生分别学习、研究20世纪的英美分析哲学和斯宾诺莎哲学,后来又转而着力于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成为国内解释学的研究权威。在这些领域中,未听说洪先生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哲学有什么造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学者,不管研究什么,对康德和黑格尔总不会两眼一抹黑,但对费希特和谢林就难说了。

不料这所有的疑虑在未读几页的时候就开始动摇了,真正看完之后,更是暗悔自己的无知。

费希特不同于他的老师康德把一切都化解在晦涩、枯燥的概念思辨中,而是用实践来统摄理论,以生命来“证实”自己的学说,而不仅仅靠思维来“证明”。这一旨趣与费希特哲学也是吻合的。

费希特在人生困顿之际,因康德哲学而坚定了目标。如果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展示的“理论-理路”的力量已然使费希特在思想上成为一个康德主义者的话,那《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精神更是与他自身的生命实践合二为一。这一震撼人心的精神,叫“自由”。

康德通过前两个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工作,使西方哲学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的“两个世界”的划分得以彻底清晰化,亦即“世界”被划分为“此岸世界-现象世界-必然世界-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本质世界-自由世界-理想世界”,后者在柏拉图那里叫“理想国-理念世界”。康德说,由“理论理性”“先天”给出的“普遍必然性”止于“现象界”,而对“物自体”“无能为力”。“理论理性”若没有“自知之明”,强有作为,则会出现“二律背反”式的谬误。也就是说,“理论理性”无力把“必然性”带给“物自体”,“物自体”得以“自由”。如是,则人不仅有一个“必然世界”,还有一个“自由世界”。康德通过“批判-厘定”,开出了这样一个世界。与《纯粹理性批判》中防止“理论理性”“僭越”的工作相反,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主要着力于防止“实践理性-纯粹理性”的“降格”。“降格”到哪里去?当然是“降格”到“必然世界”中去。“理论理性”的目标在于“必然”,而“实践理性”的目标则在于“自由”,所谓“自由”,正是对“必然”的“摆脱-超越”。如此一来,“自由”和“必然”在康德那里,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但是康德又说,“必然世界”固然该止于“是其所是”,因为“理论理性”不能“僭越”,“自由世界”却“能够-应该”“影响”“必然世界”,使“必然世界”进一步“是其该是”。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就康德自己的意图来说,这一优先地位的现实化,是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完成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找到了沟通“必然世界”和“自由世界”的“桥梁”,即“合目的性世界-意义世界”。这个世界,是“自由世界”的“投影-象征”。这个解决方案,或许会合后来谢林的胃口,但却绝不会令费希特这样的“行动派”满意。

康德的问题出在对“理性”的理解上。我们知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区分了“理性”中的“知性”与“理性”两个层面,这一点受到其后的德国古典哲学诸家盛赞。但是,康德在“理论理性”的领域里却只认可“知性”的合法地位,而视“理性”为一柄“双刃剑”。“理性”若止于“范导性”的使用,则有助于我们“综合”知识,形成“体系”,若代“知性”行使“规范性”之权,则会带来“伪知识”。“理性”为什么没有“规范”的权利?因为没有相应的“感性材料”。“理性”的“对象”,譬如“神”、“大全”、“无限”之类,都是无法得到“感性材料”的“充实”的。“理性”无力“创造”自己的“对象”。我们不妨借后来叔本华对“理性”的讥讽来说,“理性”好比“妓女”,必要有所予,才能有所取。总之,康德所理解的“理性-知性”看似很“主动”,实则因无法摆脱“感觉材料”的限制而无法真正摆脱“被动性”。将被康德限制住的“理性”的“主动性”贯彻到底,便是费希特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提出的解决“必然”与“自由”“僵硬对峙”的新方案。

这个新方案的核心,在于“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在费希特看来,“非我”固然是“自我”的对立面,但却不是“外来”的,而是“绝对自我”为了克服其虚无性“设定”出来的。“绝对自我”“设定”有限的“自我”与有限的“非我”互相限制,从而有“非我”占主位的“理论理性”和“自我”占主位的“实践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不是像康德所想的那样是“平行”关系(即使康德说“实践理性”具有优先地位),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都是“绝对自我”“能动性”的体现。“非我”没有那“不可知”的另外的来源,而是“绝对自我”“能动”地“创造”出来的。康德说,他要限制知识,来为信仰留下地盘。鉴于康德所说的“信仰”是一种“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是“道德神学”,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要限制“必然”,来为“自由”留下地盘。但这层意思在费希特这里就要颠倒过来了,“自由”不是“必然”以外的“剩余者”,“必然”原本是“自由”所建立起来的。“必然”的根据在于“自由”,而不是相反。

因为牢牢抓住了“自由”这个“制高点”,由康德所开创的“批判哲学”的面貌也发生了大改观。“批判哲学”的“矛头”不再仅仅对准“理性”,更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自由”的眼光来看“伦理”、“法律”、“宗教”、“社会”、“历史”、“国家”等等,则其间的“不自由-非自由”成分都“原形毕露”。费希特在这些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精深思考,这些内容不是我有能力去分析、评价的,我们只能满足于列出一些重要的文章名、书名:《试评一切天启》、《纠正公众对法国革命的评论》、《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伦理学体系》、《自然法权基础》、《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等等。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我们感到,“自由”不再仅以康德所说的“投影-象征”的方式来“影响”“必然”,而是有能力去“改造”一切“看似的”“必然”。

费希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不断实践着“自由”的理念,为人类的“自由”而奋斗。早年,当腐朽没落的德国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对法国大革命畏如洪水猛兽而恶毒诅咒,甚至武力干涉时,费希特热情歌颂大革命的不朽功绩。当法国大革命转入雅各宾派专政,原本就为数不多的大革命的支持者又纷纷倒戈,费希特仍然坚持一个学者的独立思考天职而不妥协。当大革命的成果葬送在拿破仑手里,封建铁蹄在德国肆意践踏之时,费希特又毅然担负起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民族责任。我想,德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费希特在一场又一场讲演中那令人燃烧的声音。他的妻子拉恩,一个与他有着同样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情怀的女人,面对外国的侵略,也投身到医疗救护队中,不幸感染恶疾。费希特不得不白天忙于学校的工作、对民众的讲演,晚上又忙于照顾生病的妻子。就在妻子拉恩病情好转之际,他自己却因感染而倒下了。他没有看到普法战争的最终胜利,就与世长辞了。享年52岁。

这一切,在洪汉鼎先生的书里,都有专门的论述。

人因自由而理性,又因理性而自由,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不朽,也是费希特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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