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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安、洛阳之行说起

已有 33 次阅读2011-06-12 16:11标签:聽 海德格尔哲学历史西安洛阳

生性比较懒,也怕麻烦,所以出去的次数不是很多。即使大城市,也只到过诸如南京、北京、武汉等寥寥几个。这次有机会能去西安和洛阳两地做专业考察和游玩,不论好坏,不论满意与否,总是有所思考、有所收获的。众所周知,西安和洛阳都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古城。那么,我们的思考也就由“古”入手,从“古”着眼。

西安和洛阳凭什么可以被称为“古城”?“古”字从字面理解,固然是指时间上的久远,但我们却不把某些山叫做“古山”,按说大自然的山川河洛在辈分上都高过它们才是。我们认为,“古城”之“古”,在其有“物”,且非自然之“物”,而是人文之“物”,即“文物”。山岳湖海年岁再长,也是大自然的手笔,“文物”却是人的作品。

于是,“古城”在“古物”,而“古物”又在“文物”。

福柯等法国后现代诸公对“文物”有很深入的研究,他们的思路是把“文献”还原为“文物”,进而把包括了“文献”在内的广义的“文物”都视作“古物”。“古物”是“实物”,是“档案”,只具备资料性的历史价值,因而是“死物”,它的“作者”已死。德里达说,“作者”的死,使“作品”成为“孤儿”,“孤儿”不是“流落街头”,就是落入“继父后母”之手。作为“孤儿”的“作品”,只能从此“寄人篱下”、“唯唯诺诺”。“唯唯诺诺”的“作品”丧失了“发言权”,因而一切“作品”都应作“遗嘱”观。“遗嘱”的“解释权”在“后人-他者”手里,被任意篡改,是其无可避免的命运。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德里达就有理由说,“人”之所以“写”“书”,原是想传诸久远,可惜“写”出来的“书”注定是要“朽”的,于是,“写”“书”的“人”也注定是“要死的”。《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从这个角度看,亦不过痴言耳。

“人”是“要死的”,只有“神”才“不死”,这原也是西方人自古希腊以来的信念,上个世纪的德国大哲海德格尔及后来的法国诸公纷纷把这个信念加以哲学化,做了很深的理路探讨。不过,“要死的”“人”仍有“不死”的“希望”,这个“死而不亡”的问题同样也是自古希腊苏格拉底以来的大问题。出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更愿意从“不死-活”的角度来发挥。当然,这个工作也有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以及法国的利科、列维纳斯和德勒兹等人做过。

我们还是从“文物”之为“文物”说起。“文物”常在“博物馆”里,西安、洛阳这样的古城亦不妨做大“博物馆”观。按我们日常的意见,“博物馆”里的东西都已经“死”了,它们都已“不可用-没用”了。“死”了的东西,好比过往千秋人事的“陪葬品”。再好看、再精美的“陪葬品”也只是“陪葬品”,无法“参与”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但这里想说的是,能被放进“博物馆”里的东西,我们看重的恰恰是其“活”的一面,而不是“死”的一面。“博物馆”不是“坟墓”,反过来说,被发现了的“坟墓”倒可被放进“博物馆”。“活”的“博物馆”里存放着“活”的“文物”。
我们的日常意见也不得不承认,如今“没用”的“文物”,起初也都是“有用”的。大到房屋宫殿,小到瓶瓶罐罐,乃至在原始文化遗址发现的那些骨针石斧,在它们自己的时代都是“有用”,甚至是“很有用”的。今天所谓的什么“文物”、“古董”的价值,在我们先人的眼里,大概和我们手边的生活用品没有什么大差别,大都也只是着眼于“用”而已(当然那些生来就是为“艺术”而造的要另当别论)。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有用”的东西变得“没用”之后,反倒成了“文物”,且大家都认为它们“价值连城”呢?“有用”的东西当然有其价值,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所谓“有用”,表明这个东西处于“关联世界-功能世界”中,它的价值是在一定的“关联”中显示出来的“功能-功用”。它由“功能-功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又是它自杀的工具。因为“有用”的东西,总是处于“损耗”中,越“有用”,“损耗”越大。所以,它的“有用性-价值”使它“作茧自缚”,最终不得不走向“消耗殆尽”。但是当它一旦退出这个“关联世界-功能世界”后,反倒得以“自由-自在”了,由“(有用的)物”变成了“(没用的)文物”。这是庄子所说的因“无用”而“保全”的道理。

“文物”是“作品”,它的“作者”当然已“死”,但是“文物”的“生命”却并未因此而终结,因为世上还有“我”“在”。“文物”总是在对“我”“说话”,“邀请”“我”一起来“对话”。“文物”所说的“话”不是“这是...”般的知识性的陈述,比如“这是酒器”。“文物”还在“说”着很多很多“话”。“文物”总是在“说(着)什么”,对于这个“什么”,我们可以赞同,也大可批判、否定,但对“什么”之前的那个“说”,却不能等闲视之。这个“说”,迫使我们去“倾听”。“倾听”意味着我们不能置“前人-他者”的“话”于不顾,只有“倾听”“他者”的“话”,我们才有自己的“话”,我们才“有话要说”。尽管我们自己的“话”很可能与“他者”的“话”全然相反,但这相反的“话”也是“对话”的结果,而非“空穴来风”,或者“你说东我说西”的抬杠。

把“文物”同“他者”联系起来,那么我们所说的“没用”的东西反而是“无价之宝”,便也不是“诡辩”。恒河里的一粒细砂或许也难说有什么大用,但“文物”因与“他者”相关,故不是“死物”,而是“活物”。“文物”是“活”的“目击者”,它们“见证”了一个“他者”的“世界”。“文物”又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信使-赫尔墨斯”,为我们带来“消息”,告诉我们“他者”的“事”。

“文物”作为“目击者”,所看到的“事”,作为“信使”,所诉说的“事”,不是“事实”(facts),而是“事件”(events)。“事实”是因果性的实际联系,是规律性的知识,是作为“科学”的“历史学”所着重的对象。“事实”是把“活泼泼”、“绵延不断”的“生命”截断后再用“因果规律”串联起来,以便“说明”,“说明”其间的“前因后果”。唐太宗说“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学”的工作当然很重要,有助于我们处理现在、预谋未来。不过,它面对的毕竟已非“生命”本身,“生命”是“活”的,“事件”也是“活”的,“活”的东西是哲学解释学的对象。以“知识”形态出现的“事实”是“空间性”的,而“事件”则是“时间性”的。两者的区别,便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历史”与“历史性”的区别。

“历史学家”是“观察者”,而“哲学家”则是“对话者”。“历史学家”“观察-说明”“死”的东西,“哲学家”则与“活人”“对话”。“历史学家”“描述”历史“事实”,找出其中的关系,采取一种的“客观”的态度。此种态度,使“历史学”获得了“科学”形态,成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把握方式。“哲学家”则以“活”的眼光把“事实”还原成“事件”,维护着“见证-诉说”“事件”的“文物”的“发言权”。“哲学家”还“文物”以“自由”,并维护这种“自由”。“哲学家”与“文物”的关系,是“自由(者)关系”。“自由”意味着“改变”,而非“一成不变”。在“对话-交谈”中,“哲学家”与“文物”都向对方托付自身,从而改变的不仅是“哲学家”,也是“文物”。“前人”的“文物”在与“后人”的不断“对话”中,改变着“后人”,也改变着自身。在这样的彼此改变,彼此托付中,发生着海德格尔所谓的“共属”。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我对西安的印象。西安作为省会城市,却难寻一个现代化城市模样。所到之处,皆是以古取胜,就像读一本历史教科书,现场重温一个个千百年前的故事。一座以古取胜的城市,若没有更新自身的能力,只能说明这座城市已经无可挽回地被历史抛弃。一个没落贵族逢人便说自己祖上的辉煌,还洋洋自得,这是人世的笑话。西安给我的感觉,也只是一个类似的历史笑话。公共秩序(如交通规则)的遵守状态、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状况等等,都不是建起一两座高楼大厦就可以掩盖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论资排辈式的老气横秋,是不合时宜的。不做大幅度改变,所谓十三朝古都,只能是一个在今天徒留笑柄的昨日美梦。

以“自由者”的身份“倾听”“他者”的“诉说”,在“对话”中互相改变,这是我们国家所有“古城”的出路,而不是总做一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事。借助旅游资源发展经济,当然是好事,但不能一味地“用”,“用”的问题我们上面已经说了很多,这里不再重复,这里只是想说,一味地“用”,不是传承什么文化,而是对历史的亵渎。

这些不合格的文字,勉强算是考察报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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