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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知识

已有 40 次阅读2011-06-12 16:16标签:聽 科学理性自由五四运动哲学

古希腊民族为人类做出了很多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艺术方面的雕刻、建筑、史诗、神话、悲剧等等。不过,这不是我们这篇文章想说的。我们现在想要关注的是“知识”上的事。一切古老文明都为后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知识”,但“自由”的“知识”,却是古希腊人独一无二的遗产。而所谓“自由”的“知识”,又恰是“科学”的真意。

“科学”常与“技术”连用。这两个概念固有其内在一致性,但仍有着本质性的差异。比如几何学,最早起源于埃及。由于尼罗河水定时泛滥,所以古埃及的人民需要一种方法来每年重新丈量洪水退后的土地大小。这种方法就是几何学。我们也都知道,早在先秦的《周髀算经》中,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了勾股定理。很多人也习惯性地自豪地宣称我们比西方人早发现了多少多少年。不过可惜,据历史考古研究,这一次,最早的不是我们,而是古巴比伦。早在公元前1700年的资料中,古巴比伦人已经在用勾股定理解题了。不过,究竟谁最早的问题,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关心的是,在很多古代文明中,都有丰富的几何学实践经验,几何学作为一种“技术”被得心应手地运用,但真正使它获得一个“科学”形态的,是古希腊人。又如天文学,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也很发达,我们借以精确制定年历。不过,同样,还是古希腊人使天文学成为了一门“科学”。

人生在世,不说欲壑难填,但起码的生存欲求总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认识、了解、掌握这个原本陌生的世界,最基本的譬如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当然,人不会满足于有吃的,还想要有好吃的,于是我们就要研究怎么样使吃的东西变成好吃的东西。但好吃的东西固可满足口腹之欲,却也可能带来其他问题,比如健康问题。那么,我们就进而要了解广义上的医学知识。这些意思,非常明显,无需赘言。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生存,我们还需要把握很多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

“技术”由经验积累而来,又总是指向实际的需要。这些“技术”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任何民族都要积累、交流、传授它们。不过,这些出于“欲求”、止于“功用”的“技术”也有其显而易见的问题。“技术”的检验标准停留于“有用-没用”而不求甚解,因而往往鱼龙混杂。譬如古人杀牲求雨以及其它一些装神弄鬼的巫术等等,都是一种“技术”。再譬如我们在电视剧里常能看到的用香炉灰泡茶喝来治病。由此可见,所谓“技术”,它因缺乏“科学”的刨根问底精神,总是与“迷信”牵扯不清。就像鲁迅先生所写的,祥林嫂靠捐门槛来消除罪业,到底是“技术”,还是“迷信”呢?

既然与“迷信”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技术”便也不可能像“科学”那样“讲道理”,即使表面上“讲道理”,暗地里也总是“蛮不讲理”。那“技术”的真假对错标准何在?我们说,“技术”起于“欲求”,而最基本的就是生存欲求。于是,“技术”是一种“手段”,是维护、巩固、加强我们生存“权力”的“手段”。通过“技术”,我们控制自然,改造自然,进而控制他者。更推而极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控制、互相支配,比如中国古代所谓的“御人之术”、“人君南面之术”,至今大有市场。从这个角度看,“技术”的标准在“掌权者”手里,“掌权者”说了算。以福柯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诸公,把“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考虑,说的也就是我们这里的“技术”。“技术”起于“求”、止于“用”,处处被动,因而处处“不自由”。而我们所说的“科学”,作为“自由”的“知识”,正与此相反。

海德格尔曾区分“上手之物”与“在手之物”,以驳斥欧洲近代哲学所谓“知识论”的虚假性。按照海氏的意思,我们不是天生的“观察家-科学家”,总是以“认知主体”的身份来客观冷静地观察、研究“客体-对象”。相反,“某物”作为“客体-对象”出场之前,总已经是我们的“上手之物”。以海氏自己的例子来说,一把锤子,当它被运用得得心应手的时候,便是“上手之物”,而只有当它出现问题,变得不称手时,我们才会停止使用,把它拿在手里,当做“在手之物”来观察、研究。按照海氏的一贯观点,“本源性”的“上手之物”,当然“早于”处于“异化”状态的“在手之物”。不过,按照我们之前所说的,“上手之物”仍是“用”的领域里的事,它的“有用性”、“可用性”都是在与我们的实际交往中显现出来的。“科学知识”则不同,“科学”面对的是从实际关系中独立出来的某物,将其设定为与自己不同的“对象”。也就是说,“科学”使某物作为“自己”回归“自己”,让某物“开显”出“自己”,这样的“自己”,正是为海氏所不屑的“在手之物”。

不过我们也只是比附性地使用海氏的这对概念,海氏的概念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即使就我们借用的意思来说,也不完全一样,例如在他看来,“上手之物”向“在手之物”的转变是“堕落”,而我们则认为这一过程是一种“提升”。

“技术”源于实际的“欲求”,因而是被动的,“科学”则是出于“理性”自身的能动性。亚里士多德说,“知识源于好奇”。“欲求”,因“缺”而“求”;“好奇”,则是“理性”的“充溢”。“理性”在这里有点像小孩子,精力旺盛,对什么东西都充满好奇心,都想问一个为什么,有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冲劲。“理性”的这样一种能动性,是不带功利色彩的,不是为了满足什么实际的需要、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既然穷根究底,“科学”便不会停留于糊里糊涂,而总是要把“客体-对象”弄清楚。在这里,引起我们好奇心的“客体-对象”,本身即是“目的”,而不再是别有他用的“手段”,故得以“自由”。这样说来,所谓与“世界”维持“本源性”关系的“上手之物”便不见得有多美好了。“上手之物”“提升”为“在手之物”,亦即“提升”为“自由之物”。

“科学”把某物当做“对象”来研究,故其标准在“某物自身”,是对“某物自身”的“开显”。“科学”不同于“技术”,不是在实际需要的控制下,受各种权力的支配。“科学”“讲道理”,讲的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理,而“权力”不讲道理,即使讲,也尽是些“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的歪理。

我们用陈旧一点的概念来表述上面所说的意思的话,那么在“技术”层面上,是“主客未分”,而对“科学”而言,则是“主客分离”。于是,根据上面的分析论述,我们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主客未分”的特点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了。

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这一特点。所谓“实用理性”,按照李先生的说法,这是一种情理未分的状态,而有别于康德所说的不受任何感性因素沾染的“纯粹理性”。按照我们的理解,这样的“理性”,实则即是满足感性欲求的工具和手段。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要靠“理性”的计算、安排,可谓须臾不可离也。这也就是康德所说的“一般实践理性”。我们体会康德的意思,康德认为这样的“理性”不够“纯粹”。因为它受制于物,是“被动”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起于“欲”而止于“用”的,是“欲-用”的“手段”和“工具”。但是人之为人,“理性”之为“理性”,还有其“主动”、“纯粹”的一面。“理性”“自发”地有所追求,而非“感于物而动”,它以自身为目的,而不再为他人做嫁衣。这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理性”像小孩子一样有一种“好奇心”,不是出于“用”,而是“纯粹”的。李泽厚先生很为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而感到高兴,甚至说中国日后的文化建设也要注意对“实用理性”的发扬。我们已经说过,这一所谓的“实用理性”,实则是康德认为不够“纯粹”的“一般实践理性”。我们如果了解哲学史发展的话,还能想到,这也正是二十世纪很多西方现当代哲学家所大力批判的“工具理性”。李泽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每每做出很准确的总结,譬如“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情感本体”等等,令我们受益匪浅,但我们往往不能同意李先生对此所作的价值判断。

“实用理性”只能导向“技术”,而不可能发展出“科学”。“科学”,作为“自由”的“知识”,其内在支撑正是“自由”的“理性”。当年老子或许正是出于对“实用理性”的厌恶,因而排斥一切“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但是他没有看到无论是“理性”还是“知识”,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层次。至于今天很多学者说老子的这一态度阻碍了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我们的分析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老子反对的是“技术”,根本没有想到过还有“科学”这回事。

不止是老子,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也不知道还有“科学”的存在。外国人以大炮轰开我们的国门,我们痛定思痛,也只是觉得人家的“坚船利炮”“有用”而已,要说到“精神文明”,肯定还是我们技胜一筹。遂有张之洞等人的“中体西用”,遂有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我们以前在别的文章里说过,火药技术本为中国人发明,但我们只是拿来制作烟花爆竹。后经成吉思汗西征,传入欧洲。若干年以后,当人家拿着由我们的技术发展而来的成果轰开我们国门之时,我们还是无可救药地觉得人家的这个成果“有用”。

今天,当我们还在说什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时,我们又比百年前的中国人进步了多少?

两年前,也就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时,曾经写过一篇东西,叫《新文化运动》,是探讨当年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如今两年过去了,又逢五月四日,再写这篇《自由的知识》,算是对“科学”这个概念的进一步认识,也可以看看自己两年以来在想法上的变化,或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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