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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愛”與基督宗教“博愛”

已有 77 次阅读2011-05-17 17:06

儒家“仁愛”與基督宗教“博愛”

論東西方道德倫理學之差异與融合

  1. 前言

從民國初期的五四運動開始,再往後的五十多年, 中華民族正處于封建社會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期間有許多激烈的思想變革。正如兩千多年前,從奴隸社會轉變到封建社會而産生的諸子百家以及佛家。不過在新中國成立的初期直到文革中前期,當代的思潮對這些古代的封建思想持批判態度,同時亦排斥西方的宗教思想,其目的是想創建一個新的無産階級基礎理論思潮。隨後的五十多年,西方文化文明逐漸進入,如開放式的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民主制度,西方宗教等。隨著經濟的逐步發達,社會上的法制,可能幷不足以滿足人民對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渴求,唯利是圖,貪污腐化等衆多社會問題依然存在。同時,衆多的誤解使得人民在思想領域上感到迷惘和仿徨。

當代社會,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這種誤解都是存在的。如誤解基督宗教的信仰,很多人以爲從此得到了上帝的庇佑,上帝的愛是博大的,祂會把愛給予祂的信徒們。上帝可以喚醒受到信仰人民心中的愛,可是,這就代表,信仰上帝的人民可以忽略對自身的反省,而完全依賴上帝嗎?人又如何能達到上帝的層次而博愛?比如誤解又比如誤解佛教的信仰只是燒香拜神念經,滿天神佛有求必應?生意發財,祛病生育都可以通過對佛祖的敬重而得到保佑? 中國古代的儒道釋等思想很博大,意遠流長,只要我們可以懂一點,學習一點, 已經受益匪淺了。

本人是比較喜歡儒家思想的,本人覺得,儒家思想雖然博大精深,但畢竟時代社會背景與格局已經與古代很不同,作爲世界級的儒家哲學思想要活用至今,有必要在詮釋上進行改良。本文嘗試通過儒家的“仁愛”

基督宗教的“博愛”進行比較,通過尋找東西方文明的差异,幷相互取長補短,探討它們融合的可能性。愛是一種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具有普遍性的自然情感。無論用任何一種哲學思想來闡釋愛,都是爲了完整而真實地顯示出人們的情感、信念、思維方式以及生命活動。“仁愛”與“博愛”分別是中西文化的道德倫理傳統中,關于愛的最高體現,二者的差异幷不少,也正因我們處于這個中西文化幷存的社會,我們更加需要瞭解兩種思想差异的根本的所在,從而尋找出解决辦法,讓兩者相互之間進行對話、理解,幷探索當代人民如何在除法律之外,通過自身的道德約束,推進社會文明。

  1. 儒家的仁愛

關于儒家的“仁”,古今學者的詮釋可謂無窮豐富,不同的時代對“仁”的詮釋,成爲儒家文化傳承的關鍵。孔子是儒家中第一個把“仁”作爲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等集于一體,形成了以“仁”爲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仁”突出了人自身的道德修爲,涉及的範圍很廣泛,包括孝、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孔子把“仁”定義爲“愛人”,幷解釋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後來,孟子發揮了孔子的思想,把“仁”同“義”聯繫起來,把“仁義”看作道德行爲的最高準則。這裏的“仁”,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仁愛之心”。孟子也說過:“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由此可見,“仁”的本來意義是愛,這是人類最真最可貴的情感。“仁”的對象可作用于多個不同層面。首先,是愛人然後愛親始,其次是愛物,愛生命之物,進而愛整個自然界等等。這裏只討論以下關于“仁愛”三個層次的含義:“親親”、“仁民”、“愛物”。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裏仁》)可見“愛人”是差等的愛,有裏至外分成四個層次:

():“愛人”始于“愛親”,即始于“孝悌”。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學而》);

():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論語·憲問》)這是要求人們在愛親之外,去愛君,忠君;

():是要“愛衆”,即要愛國君身邊的人;

():子曰:“博施于民而能濟衆。”(《論語·雍也》) “仁民愛物”,孔子是要求統治階級“愛民”,幷實行仁政、德政。

作爲一個普通人,“親親”是必然的,“愛”在親人的層面上,略高于一切,這合乎人甚至動物的本能。長期以來, 從許多儒家經典都不難發現,儒家的“親親”之說被認爲是探討“仁”的起點:

親親,仁也”(《孟子·盡心上》);

仁之實,事親是也。”(《孟子·離婁上》)等。

親親”作爲儒學基礎理論,其中或背後還含有作爲一種具有情感本質意義的“愛”,而這兩者的結合才構成儒家“仁”的真正意義,即“仁愛”: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顔淵》)

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

這裏, “親親”從理論層面交代了“仁愛”的內涵及其問題,仁愛與親情的內在聯繫可分慈愛(長輩對後輩)、孝愛(後輩對長輩)、友愛(兄弟)和恩愛(夫妻)四個層面,結合儒學理論來看仁愛與親情的外在表現:

():長輩對後輩的慈愛:

親親,仁也。”(《孟子·告子下》)

- 從親情的發生來看,仁愛的現實源泉是從血緣關係開始的;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禮記·中庸》)

- 比如:父母對兒女的無私的愛正是源自血濃于水的親情;

():後輩對長輩的孝愛:

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學而》)

- 從情感的發生看,慈愛在先而孝愛在後,但從社會倫理的角度看,儒家更强調孝,;

():兄弟之間的親愛:

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孟子·萬章上》)

友愛兄弟”(《論語·爲政》)

- 在儒家的仁愛觀念中,兄弟之間的愛表現爲友愛或親愛,它與孝愛處于同一個情感發生層面,兄弟姐妹互相團結,和諧相處,讓父母高興,也是盡孝道,儒家的經典中常看到“兄友弟恭”、“入則事父兄”。兄弟之間有血緣關係,輩分相當,但在儒家理論中仍然有長幼之分。

():夫妻之間的恩愛:

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盡心下》)

  • 孟子也提出過“夫婦有別”,所指出的“別”是家庭的內部分工,包含了男主女從、男尊女卑的倫理規範的分別,體現出儒家仁愛觀念中的情感等級關係。另外,夫妻之道還在于血緣情感序列的延續,承繼上代的情感綿延和現實責任,完全服從于親情中的孝道,這是情感行爲與現實秩序融合的最高表現。

因此儒家理論中明確提出:“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孟子·離婁上》)

  • 在儒家所高度重視的親情中,孝愛與親愛皆是仁愛的內在擴充,而恩愛則是由內在向外在的擴充過渡。父母、子女與兄弟姐妹,既是縱橫複合的社會關係,也是緊緊相扣的血緣親情。

我們已經知道,對“親親”的詮釋可來源于“仁愛”,而孟子在繼承孔子的“仁愛”思想的同時,在“親親”的“仁愛”的基礎上,提出“仁民愛物”的思想,將“仁愛”的外延進一步擴大,突破了以血緣親情的界限。孟子曰:“君子至于萬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即是說,要將人延伸到外在的物,這是一種博大的情懷和高尚的道德精神。因此,仁者之愛應該在滿足學院親情之後,將愛心有己及人,有近及遠地向外推動。這就是所謂的“親親而仁民”。但要達到這個層次幷不容易,之前已提過,儒家的仁愛是有差异性的,幷不是一種廣泛的博愛,那這種把“仁愛”往外推的精神,如何能够落實于具體的對象呢?

儒家“仁愛”的本質意義與親情融合,從而構成了“仁愛”的真實意義,也奠定了“仁愛”在進一步發展的可能。而儒家的天下觀念則是這種真實意義的完整體現,即情感本質與親情在對現實生活的理解過程中充分結合,它與天上或天是有區別的,它是天下之愛,而非上天之愛,這與基督教有重要區別。天下觀念是“仁愛”的最高層面,它突破血緣之愛,宗族之愛,甚至應該超越了家、族、國的界限,無國界與地域進一步推向天下和天下萬物。

博施于民而能濟衆。”(《論語·雍也》)

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

從道德行爲擴充的過程看,“仁愛”不僅約束是寓親親之愛的倫理關係,而且擴充到普遍愛的使命上,對天下萬物有使命感,以“天下爲公”,“情”“義”交融于充滿人類生活意義的“天下”之中。在宋明理學時期,繼承儒家思想的哲學家門從“愛天下”,進一步提出“萬物一體”的觀點,克服了孟子的“愛物”思想中“仁愛”的對象難以落實的缺陷。而“仁愛”與“天下”的結合,讓“天下”(“萬物”)成爲儒家道德規範的最高標準,從而使得“仁愛”的內涵真正達到了最終的定義。

愛物”,即是指愛人以外的萬物,這個概念詮釋在今天的話,最合適不過的就是“環保“問題了。尤其在當今的年代,人類越來越發覺“愛物”于環保問題的重要性,舉幾個例子: 加入人類爲了吃幾斤魚翅而殺死數百隻幾噸重的鯨魚,又或者爲了兩條象牙而殺死十幾噸的大象的話,地球上的動物很快會只剩下人類自己了;又假如,爲了裝飾,講一座山頭炸開取進花崗岩石頭;爲了木頭,成批地砍伐森林,破壞生態環境等。儒家的“愛物”思想,正正是基于人類的良知而建立的,天地萬物與人類是應該統一的,人類應該像愛自己親人一樣,愛護自然,愛護天下萬物,用科學的精神去解决人與自然的關係,達致和諧。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明晰,儒家的“仁愛”思想的核心,其內涵大致爲:“親親”、“仁民”、“愛物”。儒家的“仁愛”應是基于血緣的親情,結合與生俱來的“四心”: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孟子·公孫醜》)由近及遠,推向整個人類社會,推向天下萬物。以“愛”爲“仁”之意涵,由“仁”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層面上,表現爲“天人合一”觀念的追求及實踐。

  1. 基督宗教的博愛與儒家仁愛之差异

聖經中的智慧,是基于信仰的,在宗教的世界,上帝的愛融進了人們的心,上帝的子民把愛傳遞,傳遍世界。而世界在變,不變的應該是我們的愛,我們對上帝的愛,對生活的愛,對他人的愛,對世界的愛。然而更加永恒的是,上帝對我們的愛。約翰說:“神是愛”!

一直以來,我都將這句話當成是基督教愛的定義,而非對神的解釋。約翰不只是說上帝是慈愛的,而是說神是等于愛的本質,唯有神有這個博愛的能力。因此,若愛缺失了公義就不是愛,因爲神是永恒公義的;若愛確實了信實就不是愛,因爲神是永恒信實的。愛是基督宗教的一個永恒的主題,神聖的上帝之愛,即聖愛,而聖愛只應該屬上帝,而對於信徒,聖愛的體現就是博愛。

這其中亦具有一定的道德責任。正因爲我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是渺小的,因爲信仰使得我們作爲自身內責任共負一個統一的道德領域總體。基督教的“博愛”作爲一種本質意義的情感,這種情感是由事物朝著上帝所設定的愛的方向生成的。所以,爲愛所創造的事物的內在的價值,其每個階段也是在世界通向上帝的路上的一個過程。同時,這種帶有本質意義的情感來源於對宗教認識,或者說是一種“誡命”。它不是一種個體的自發行動,而是被置于信仰的上帝自身之中,被置于上帝的由愛引導的救贖意志和他在基督身上成功的自我公開之中。上帝的愛對于其子民來說,是普世的愛。因爲,它來源于神。上帝的愛應該是服從于神對人的征服,是人與上帝的因果關係。人若想上天國,一要神的恩賜,二要自己在生的時候做好事,以後才能在神的幫助下到達極樂天國,因此,換種說法,這是活著的人爲了死後更好而提倡的愛。

儒家“仁愛”與基督教“博愛”兩種愛最終都是要將愛推廣到他人但與上帝的愛不同,儒家的仁愛是凡人的愛,是相對比較私自的,有差等的而上帝的博愛對于其子民來說,是無差別的。根據前文對於儒家的“親親”的論述,儒家提倡的仁者之愛應該在滿足血緣親情之後,將愛之心由己及人,幷由近及遠地向外推,再從而達致“愛天下”的“博愛”精神(換墨家的理念,即是“兼愛”)。儒家的“仁愛” 非常依賴于我們自身的道德素質水平,對于人自身的入門門檻是比較高的。脫離自私的愛,達致“兼愛天下”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相比之下,上帝的博愛對于道德素質要求則容易接受得多。其關鍵則在于

信仰的虔誠,基督教的教義以完美的上帝及其聖經來堅定人的信仰,上帝的子民只需要認定一個終極的存在,有上帝的最高準則存在,這種感恩他人的道德標準也比較容易達致一致。所以,現實世界我們看到的是,在以基督宗教信仰爲主的社會,他們的道德倫理及家庭倫理問題往往沒有那麽複雜。反而而在傳統的東方華人社會,這些問題要複雜得多。

綜上所述,至于“仁愛”與“博愛”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主動性不同。在實施“仁愛”的過程中,人是居于主動的地位,主動認識、自主參與、自主掌控自身的道德修養和仁愛實施行爲,人是一個獨立的主體。而按基督教義,人處于承受的地位,人性提升的主動權掌握對于上帝的信仰中,人所作所爲的終極動能掌握在上帝手中,不是自足獨立的主體。

():擴展方式不同。“仁愛”是從親親之愛最終擴充到愛天下萬物,從一個小的範圍擴充到一個更大的範圍;而博愛是先從神擴充到人,從上到下實現。

():情感形態不同。“仁愛”是一種自然情感,其來源是人的本身的“四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孟子·公孫醜》))。“仁愛”發生在人與人之間。而“博愛”是一種信仰的情感,它來源于神,由神出發,先從自身堅定信仰在實踐神給予愛的能力。

():對人格的道德要求不同。儒家認爲人通過不斷自我修行,使自身的道德水平不斷提高,並趨向完美,所以說“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告子下》)。而基督教認爲人性從會有局限,只有依靠信仰完美的上帝才可以改善自己,但永遠無法達到神的完美高度。中國的傳統文化追求的完美人格,對自身的德行要求很多,所以重視自律;而信仰上帝的信徒,一開始已經認定人格無法完美,所以重視信仰和傳播信仰責任。

  1. 仁愛”與“博愛”能否融合?

在信息科技爆炸的時代,全球範圍內的各種文化背景之間的接觸越來越多,在這種背景對于嘗試融合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的倫理觀念的共通性來說,是有積極促進作用的。對于西方基督信仰的社會來說,如何把基督教“博愛”觀念與當代現實社會中個人自由的理念結合起來,是必須面對的挑戰。而由于儒家致力于追求和諧的社會生活結構,同時也是存在著等級性差异,如何協調與社會地位、個體平等和當代價值理念之間關係等亦是要面對的重要問題。當今全球社會重視經濟發展、軍事實力,以金錢與武力作爲國家强大的標志,往往疏忽了社會中深層次的道德觀念。在這種背景下,東方的儒家文化和西方的基督宗教信仰都面臨著的衝擊。人們甚至統治階層往往爲了名利功利,而使得社會中的個體互相之間失去了溝通和愛的可能。這種情況發展下去的結果,却是普遍性的道德淪喪、精神空虛、信仰確實和情感頽廢。這個現象近些年來尤其嚴重,接二連三出現不少社會風氣敗壞的新聞。

儒家文化和基督宗教都是屬於人類的知識文化遺産,這兩種文化的互補是有益于社會的。但正因爲儒家的“仁愛”對于自身的道德素質要求比較高,對于目前的時代,要融合儒家的“仁愛”與基督宗教的“博愛”從理論上是困難的。但我認爲,這兩種不同形式的愛幷存甚至融合幷非完全不可能的,因為兩者皆是以“愛天下”作爲最終的目的。無論是儒家的“仁愛”或者是基督教的“博愛”,都可以看作一種具有本質意義的情感。愛是對精神文明世界認識的最好途徑,是爲一切其他行動奠基的最基本的行動,從這個意義來看,“仁愛”與“博愛”在各自文化傳統中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化活動中都具有積極的意義。這是它們之間在情感層面本質相通之處。情感的力量越强,就越容易適應幷與特定現實條件融合,從而形成豐厚的文化底蘊。

認識到儒家的“仁愛”與基督教“博愛”之間情感的本質是相通的,它們都是一種人類自身普遍性的情感,都要求愛人,愛萬物,重視人際關係幷將愛擴充到世界萬物當中。它們對于愛所致力的終極目標也是相同的。“仁愛”通過“親親”之愛一步步擴展到愛天下萬物,甚至達到孔子所設想的 “天下大同”;基督教同樣也要求信徒遵守神的旨意,博愛天下;兩者都是通過爲社會成員確立理論性的道德立場,發揮提高人們道德修養的作用。這種作用對人際關係的協調有積極影響。而具體規範實踐層面看,儒家對“禮”的規範要求與基督教對教徒的“誡命” 是類似的。誡命與禮都是人的行爲規範,使人能控制自己的情欲,對自己的行爲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負責。

從這些角度看,我們仿佛可以尋看到融合兩者的方向,從思想本身把握情感本質的相通性,本質意義上的人類情感入手并基於我們自身信仰的道德規範,加强人與人之間的現實交往,思想交流、創造一切有利的溝通方式和條件,相互取長補短,從而激發我們本有的情感動力,充分利用歷史或現實賦予我們的可能條件與途徑,不斷實現兩種文化更進一步廣義的溝通。這樣,“天下大同”的和諧構想則不再是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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