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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 - 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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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哲学:谁来推进中国的民主?

    嗯C 2011-09-16 12:47

    民主与人类文明本是同步发展。建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英国巨石阵,一般被看成古人为观测天象而置。但我则认为,它是人们集体议事的场所。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也用巨石堆砌成圆圈,当作审判会议之所,挪威人称之为Ting。它与中文的“厅(庭)”发音完全一致!这决非巧合,它只能说明原始民主精神在中国被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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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国际民主日”,故写此文。内容来自我的新浪微博。起因是博友@李剑芒,他前天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電視臺电话采访】我对中国走向民主的观点可能让電視臺吃惊,四年来我一直是这样的观点;我不认为民主的努力方向是唤醒底层,而是唤醒上层。底层听不懂民主理念,发动底层的最终效果就是1949年的灾难性社会颠覆和毛泽东的混闹。精华引导社会进步,精华的文化素养决定社会的文明水平,这是铁规律!

    @李剑芒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说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期待。所以,我提出了以下33条反对意见。目的当然是大家一起澄清认识误区,以有助于中国的民主事业。

    【反对之一】@李剑芒的这个观点与专制主义、儒家伦理是相当吻合的,但与世界的本来面目却背道而驰。假如我们将政治放进文明的背景之中,不难发现,创造文明的不只是社会精英。例如,字母文字就是底层劳动人民的发明。社会如同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无限连续体。所谓精英不过是执掌政权、控制资源的人罢了。

    【反对之二】正因为精英不过是那些执掌政权、控制资源的人,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会构成对民主的威胁。观察历史不难发现,精英阶层对于文明的破坏力较之普通民众,不知道要大多少倍。而且,尽管他们是社会进步的鼓吹者,但讽刺的是,他们其实历来都是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反对之三】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剑芒本人也持这样的观点:一个是掠夺集团,一个是被掠夺集团。照此,中国的社会分层是极其不合理的。合理的社会,应该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分层,以此形成不同的利益格局。只有不同利益集团能够彼此博弈,民主才能付诸实践。否则,中国的“精英”都只能在体制内鬼混。

    【反对之四】“上层”与“底层”在追求利益的属性上是一致的。奥尔森认为,“各种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一一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分利集团’(或者,用一句比较文雅的语言说——都希望‘坐享其成’)”。问题是:中国有个特殊利益集团!

    【反对之五】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精英”无道德,更有甚者,他们不让民众讲道德!这并非指中国的精英阶层都不知廉耻,而是指他们不可能割舍自身的特殊利益。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板结、民众上行的受阻,故中国无法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因此,这个体制存在着结构性的错误。

    【反对之六】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有无民主。科学、哲学(包括社会治理)的源头是民主,所以,罗蒂认为“民主先于科学”。而民主在根本上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社会机制。这种社会机制确认了世界的普遍联系以及个体的独立自主。因而,民主必然是个人主义的。公共政治只能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之上!

    【反对之七】民主(democracy)本义是“全体公民共同管理国家”。离开这个本义,就只能得到专制或寡头统治等非民主政体。民主的这种个人主义性质,决定了“唤醒底层”的必要性。胡适有言:“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帮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不过,奴才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人或精英集团垄断权力的结果。

    【反对之八】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国,最为紧要的正是所有社会阶层的全面参与。然而,如果按照剑芒的意见,单由“上层”进行制度设计,后再推及全社会,那么,只能本末倒置。民主宪政必须首先确定个人权利的“在先性”。正如著名法学家戴雪所说,宪法性法律“不是个人权利的来源,而是其结果”。

    【反对之九】“上层”与“底层”是一种特殊语境下的狭隘的身份标签。在民主宪政面前,它将自动失效。1776年,英属殖民地上那些开创美国的人们算是“上层”抑或“底层”?然而正是他们通过了一份契约性的宪政文件《独立宣言》,开篇主张“人类生而平等”,“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反对之十】中国未来的民主必将出现一个革命性的结果。然而,这绝不是发动“底层”革掉“上层”的命!宪政化革命即革命的宪政化,它是对传统制度与价值的颠覆与更新,而不是用暴力进行社会革命。因此,它需要社会广泛认同及参与,这样才能保证“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西塞罗)以及个人权利的在先性。

    【反对之十一】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真理是全体。”任何人一旦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就是一个空洞的躯壳。因此每个人对其身处的社会都抱有某种期待甚至幻想。故社会本身也是精神性的存在,这种精神来自社会成员的共同信仰(包括理性),并以国家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依此观之,中国人都需要启蒙!

    【反对之十二】康德说“启蒙即人走出由其自身所招致的未成年状态”。因此,面对真理,面对精神性的社会,启蒙必然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启蒙面前人人平等!最坏的“启蒙”是政府引导人们的偏好,它必将导致人们失去自由。而靠社会精英来启蒙“上层”,则无异于与虎谋皮。它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幻想罢了。

    【反对之十三】@陈永苗对中国特殊语境的“启蒙运动”做过深刻而精当的反思,他在《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一文中写道:“没有主奴之分,就没有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造成如此之大的问题,在于自己没有节制,没有自我反思,自我克服。启蒙知识分子探照灯照不到自己,缺乏自我解剖的灵魂。”

    【反对之十四】@陈永苗将唤醒上层说成“一种奴隶的幻想,跪劝权贵从良,是不可行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士大夫情结:在皇帝面前代表人民,在人民面前代表皇帝。我想,这大概是中国语境下曾经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殊途同归。例如@秋风论道开始鼓吹儒家宪政、新士绅运动。@李剑芒对儒家也开始有所偏爱。

    【反对之十五】@陈永苗认为“启蒙丧失主体性,维权造就主体性”。这样的认识是比较冷静的。因为中国从未有过真正的民主。而真正的民主,其根本问题仍然是人自身。威廉姆逊说:“民主是对深深期望得到体面对待的人的回应,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的命运都有发言权。”

    【反对之十六】罗伯特鈥⒋锒担骸罢庵种髡乓恢笔敲裰骼砟钭钪匾牡腥耍衔Φ蓖耆平桓切┠芄晃似毡榈睦娼型持危冶缺鹑烁兄丁⒏廊绾问迪终庵掷娴淖颐牵蔷褪前乩妓档摹嗷ふ摺!彼衔诔赡耆酥胁淮嬖谡庋娜耍肥滴抟傻乇人硕几咄持蔚淖矢瘛?/font>

    【反对之十七】不管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惟有民选政府才是真正的民主的标志。而历史上民主的衰落都与民众不能广泛参与政治相关。原始民主衰落几千年后,出现了公元前500年古希腊和罗马的民选政府;再度衰落后,公元1100年左右,民众统治又出现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

    【反对之十八】精英引导社会进步是一种错误的英雄史观。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写道:历史是由社会人造成的,社会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广阔的历史“并不只是对‘创始者’敞开,并不只是对‘伟大’人物敞开。它对一切有眼睛观看、有耳朵倾听以及有心灵热爱他人的人,都是敞开的。”

    【反对之十九】没有人全知全能或神圣。所以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设计了一个“无知之幕”:大家聚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以此保证公正客观地确定规则。

    【反对之二十】假如我们将民主仅仅视为一种规则,那么规则的制定权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民主制度的起始点。如果将规则的制定权交给现在的社会精英们,那就只能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更多。马克思曾经说过:“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过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而已。

    【反对之二十一】如果仅将民主视为一种游戏规则,那么,精英设计民主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然而,包括法律在内,民主都不仅仅是规则。至少在西方社会中,民主的内核是道德。杜威认为,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目的,处于人际关系和人格发展的广阔领域之间,而民主的政治形式只不过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

    【反对之二十二】任何社会制度选择都离不开社会本身。埃利希认为,“法律发展的重心自远古以来就不在于国家的设计,而在于社会本身,现在也必须在社会中寻找。”社会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同样,法律亦如萨维尼所言,它首先是由一个民族的特性即民族精神决定的。而精英,往往是抛开历史文化条件的称谓。

    【反对之二十三】中国走向民主最难之处在于:国家没有民主传统,国人没有民主信仰。托克维尔说:“没有民情的权威就不可能建立自由的权威,而没有信仰也不可能养成民情”,民情“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民情乃“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

    【反对之二十四】现在还说民智未开已不成立。平民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即使在专业性上也不输与精英!说底层听不懂民主理念,至少违背了民主的人性与道德内涵。对于已过18岁的人来说,再好的性启蒙也不如自己搂着异性朋友上一次床。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说,再好的政治启蒙也不如自己手中握有一张选票。

    【反对之二十五】中国能否民主问题仍在于社会有无共同信仰。没有共同信仰,四分五裂的社会群体就无法凝成共同的民主诉求,权力来源合法化的问题就将一直搁置。正如维权需要权利意识一样,社会变革必将是社会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之后的产物。所以,我强调社会思想的进步。这个比维权更难,但它却是根本。

    【反对之二十六】全球民主即来。然而诚如黑格尔所言,“中国是一切特例的特例。”也许,当我们将民主看成一种社会制度的时候,又不得不回过身来认真对付中华民族深重的历史文化背景。暴力革命是罪恶,但非暴力革命亦无可能!只有当我们能够意识到中国人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时,我们才能走向救赎之路。

    【反对之二十七】中国的民主需要全社会的觉醒与合力,否则,根本就不可能迈出一小步。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是如此之大,涉及到的人是如此之多!此乃真正的“中国国情”。所以,我仍然呼吁中国人精神成长的重要性。任何人,不管你是精英还是百姓,只要开始悔悟,你就是一滴脱离专制浊流的洁净浪花。

    【反对之二十八】在今天,追随民主是每个人的社会职责和生活意义所在,因为民主是最真实的历史潮流,是道德人的生活方式。马里旦在《人和国家》中写道:“人类是和民主一起走进了政治生活的唯一真正的即道德合理化的道路的,换言之,进入了理性动物在这一世界上可能取得的最高的尘世成就的道路。”

    【反对之二十九】没有自由不一定就没面包。但惟有民主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繁荣。民主国家从无战争与饥荒之累。如果不将自由作为社会的共同信仰,那么,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改革,只能增加统治者侵犯个人自由的能力。因此@陈永苗的维权论亦需警惕,他认为苏联台湾顺利转型,在于没有民生问题的拖累。

    【反对之三十】“为腹不为目”,将生存权作为第一人权,是本末倒置,也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根源。中国人要建立起对自由的共同信仰,首要的是推翻如此蜗居人心的“平庸的恶”:跪着的平等、毫无原则的中庸之道、权力崇拜导致人性的更加邪恶。任何民族只有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了,才能通往智慧与道德之路。

    【反对之三十一】政府主导的以物质财富增长为目标的改革,只能不断败坏人心,最终导致社会崩溃。托克维尔说:“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反对之三十二】温家宝最近的政改五点听起来不错,但请粗心的人们注意,这些政改都不是社会主导,它还是老路子:决定权只能掌握在政府手中。这样的政改不可能改变现状,也不可能结出善果。一个政权要真正好起来,其起点只能是:这个政府是民选的。社会运行有其自身的逻辑,而不能由政府来规划或包揽。

    【反对之三十三】中国要避免暴力革命、阻止社会溃败,只有惟一的一条路可走:精英放弃社会设计的迷梦,还人民以自由!为此,政府必须与民间展开坦诚的对话,通过法治逐渐确认民主、维护民权,并最终放弃手中的特权。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能重建道德基础,树立共同信仰,在和平环境中完成历史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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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用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之:

    “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愚蠢!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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