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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 - 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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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传

    嗯C 2011-09-24 10:51
    前言

    这部传记是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献之一,是第一部涵盖了马克思生活各个方面的英文版传记。作者从思想、生活和性情等多个不同角度给人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生动且有血有肉的马克思形象。该书第一版于1972年出版,一直是西方学界研究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最为重要的文献。1995年,麦克莱伦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对该书重新修订并出版了第三版,第三版有两大特色:一是剖析了以往不为人注意和重视的后来发表的马克思思想文献,如马克思的几大经济学笔记;二是深入细致地刻画了马克思一生的生活、工作和理论研究经历,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和资料。

    与以往的马克思传记过度褒扬或过度贬低马克思不同,麦克莱伦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在该书中,您会看到一个相貌威严的马克思、一个思想深邃的马克思、一个性情不羁的马克思、一个平凡真实的马克思。作者试图给我们展示一个人性化的马克思,而"人的思想与精神的光芒不会因为他作为物质性的人的真实性而被淹没,马克思仍然是伟大思想的奠基者"。

    该书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平凡真实的马克思,一种伟大的思想和一段难忘的历史。

    一、童年时代

    亨利希·马克思家中有九个孩子,卡尔排行老三;最大的莫里茨·大卫4岁时夭折了,当时马克思已经出生,因此卡尔成了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姐姐,索菲娅。他孩童时期,似乎对姐姐特别依恋。索菲娅后来嫁给了一位律师,住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马克思的两个弟弟都早早地死于肺结核,他的两个妹妹也是这样。剩下的两个妹妹,路易莎和荷兰人犹塔结了婚,移居到开普敦;另一个妹妹埃米莉嫁给了一位工程师,住在特利尔。关于马克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些姐妹们。她们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暴君,他全力地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上'驱赶'下来。更坏的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糕'。她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事来酬劳她们的顺从"。

    马克思极有可能一直到12岁都是在家中受教育。接下来的五年(1830-1835)里在特利尔读中学,这所学校原先是耶稣会学校,后来定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典型而纯粹的人道主义的教育。在马克思的同学伙伴中,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部分出身于中下阶层,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据说卡尔的"同学伙伴对他既爱又怕,爱他是因为他可以随时开始男孩子式的玩闹,怕他是因为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写讽刺诗文嘲笑他的对手"。在后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他轻蔑地谈到:“有一些农村来的笨人,他们准备投考教会学校(天主教的),大多数人领取助学金"。马克思在学校没有交到长久的朋友,虽然他打算发展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伙伴的友情,这就是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他未来的妻弟。埃德加尔的姐姐燕妮把他描述为"我孩童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偶像"。

    学生的成绩并不好,他们中有一半通不过最后的考试。马克思的智力虽不是十分突出,但也在一般以上。在班里的32名学生中,他大约排第八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当时班里平均年龄大约是20岁。学校非常重视语言学,马克思的拉丁和希腊诗文好,宗教课程令人满意,法语和数学是弱项,奇怪的是他的历史最糟糕。存下来马克思最早的手写材料是他为德国学校毕业考试而写的三篇文章。拉丁语作文是关于奥古斯都元首的,意义不大。但是,关于宗教的一篇作文和一篇德语作文却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这两篇文章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洋溢着要通过一种方式把人的个性完全发展出来的热情,即规避权力和荣誉、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为人类整体谋福利。宗教作文的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马克思由阐述历史开始:“这个人类的伟大教师",向我们表明了从古代以来,人的本性一直是在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道德水平。"由此可见,各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但是,在我们研究各个人的历史,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也看到他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虽然罪恶的引诱会吞没这些自然的本性,但是信徒与基督的一致能够克服这些罪恶的引诱,并提供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孩童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

    这篇作文包含着相当多的悲情和愉快的虔诚,但是基本上还有一种理性的架构,说明了基督教的出现为何对人类全面的道德发展是必需的。马克思有一种异常遥远和毫无色彩的自然神论上帝观念,类似于他父亲和约瑟夫·居佩尔牧师的观念,后者在学校讲了宗教的教育指导作用,在1834年3月给马克思施行了坚信礼。居佩尔还掌管着特利尔的一个小型新教教区,是亨利希·马克思的朋友。他对伦理问题尤其感兴趣,对宗教的态度受康德的强烈影响,认为要达到"真正的人",教育是最好的途径。居佩尔把自己的教学建立在基督这个人和《圣经》的基础之上,他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规避任何宗派主义。马克思的文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老师的看法,这位老师称赞了这篇文章,虽然他也公正地评价说"一致的实质并不明确,一致的原因也只是从一个方面谈到"。

    二、学生时代

    1835年10月,马克思刚过17岁不久,离开家庭去读大学。当时他全家出动,清晨四点钟起床,到汽船码头送他。船航行了16个小时,经摩塞尔到科布伦茨;第二天在那里换乘一艘船顺由莱茵河到波恩;第三天他注了册,成为波恩大学的一名法律系学生。马克思由冯·威斯特华伦激发的对浪漫主义的热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家庭和原来学校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精神--随着在波恩的一年而增加了。波恩城市本身并不比特利尔大多少,但是这所有700名学生的大学却是莱茵地区的思想中心,那里的主流思想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最受欢迎的讲座(马克思参加了)是年长的奥·威·施勒格尔所做的有关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一般而言,几乎不谈论政治:这所大学和德国其他大多数大学一样,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的自由言说和反政府运动浪潮,但这已经完全被镇压了。马克思第一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学习,报名选了九门课程,后来依父亲的建议减到六门:其中三门是文学课程。他第一个学期末报告说他怀着热情专注地完成了所有的六门功课。但是,第二个学期由于过度劳累,在1836年初就生病了,他把课程减到四门,花在正规学习上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父亲一直抱怨儿子没能和家里保持联系,把在校学习的情况告诉家人:他离开家人到波恩三个星期没有一点消息,后来三个月中只给家里写过两封短信。他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这是他一生的特点。第一学期,马克思与来自特利尔的颇受尊敬的学哲学的校友(早他一年入学)同室,成为30名特利尔同乡会会员之一,并且很快成为五名领导者之一。该会的活动主要是喝酒。马克思完全进入了这种生活,以至因为"喝酒的吵闹声扰乱了夜间的平静"而被学校关禁闭,虽然只有24个小时。学校的"监禁室"远不那么令人难受,因为被监禁者的朋友有权去看望他,和他一起喝酒、打扑克,帮他消磨时间。1836年,来自特利尔的学生和波路西亚可普学生会普鲁士年轻的贵族学生之间在校园里发生了争执。后来一度发展为公开的打斗。1836年8月,马克思在一次决斗中左眼上方受了伤。他还由于"在科伦携带被禁止武器",被批评并被告到学校领导那里,但事件的调查不了了之。

    不再喝酒和决斗之后,马克思大部分时间用来创作诗歌,并参加了一个志同道合者的俱乐部。该俱乐部很可能有些政治色彩:卡尔·格律恩,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奠基者,是其会员之一;俱乐部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并且与同样被怀疑的其他大学诗歌俱乐部有着联系。在马克思给家人为数不多的信中,他习惯附上自己的、却令他的父亲无法理解的作品。当儿子要出版费用时,他警告儿子:虽然你的诗歌"天分着实使我感到高兴,对它我寄予很多期望,但是,如果看到你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我会感到伤心的"。学年结束前,亨利希·马克思认为在波恩一年已经待够,他的儿子应该转到柏林大学。但在马克思出发去柏林前,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在波恩的胡闹刚结束",亨利希·马克思1836年暑假给他写信:“你的债务--说真的,数目可不小--刚偿清,那爱的折磨立刻又令我们震惊地开始了"。1836年10月,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前往柏林。

    三、马克思的爱情

    燕妮和卡尔最早在孩童时候就一直是朋友。燕妮有着深褐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在特利尔备受注目,甚至被选为舞会女王。年轻的马克思--把自己描写为"一个真正热烈的罗兰"--是一个不懈的追求者:在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去波恩前,他们之间默契相许,1836年夏天,这种默契变成了正式婚约。从当时的风俗来看,这种婚约极度不寻常:马克思只有18岁,燕妮大他4岁,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些悬殊。开始时只有马克思的父母和他的姐姐索菲娅(这对恋人的牵线人)知道这个秘密。燕妮的父亲1837年3月同意了这件婚事。马克思的父母(至少在开始时)并不很热衷于这种结合;他们与燕妮的家庭也一直有着"数年来不必要的和令人心累的冲突"。

    1836年10月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前往柏林,追求燕妮(如果还是半秘密状态的话)的成功强化了他对浪漫主义和诗歌的兴趣。他在波恩和1836年秋天写的诗歌没有保留下来。后来写的编为三本诗集:《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这三本诗集都是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据索菲娅·马克思记述,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收到诗集"掉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她终生都细心地保存着诗集。马克思的榜样是海涅、歌德和席勒,他的诗歌包括了德国浪漫主义的,除政治上反进步和民族主义之外所有的著名主题。诗歌充满了悲剧的爱情,把人类命运说成神秘力量的玩物。有着远离社会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常见的主观主义和强烈的自我欣赏。因此,对燕妮的爱情:“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那时我就会象上帝一样,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马克思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强烈爱好无疑由于和燕妮关系的紧张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在燕妮父母还不知道他们订婚期间,燕妮从根本上就拒绝与她的未婚夫通信。"我已得到你的燕妮的无限信任",亨利希·马克思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但是这个善良的、招人喜欢的姑娘一直在受痛苦的折磨。--她生怕会对你不利,会使你过分劳累,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使她感到苦恼的是,她的父母什么也不知道,或者象我认为的那样,什么也不想知道。她自己也无法解释,她自认为是一个满有理智的人,怎么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建议儿子附一封给燕妮的信,应当"充满温情和纯真的爱情……但信中也应当明白述说你们的关系",信中一定"不要充满诗人的幻想"。

    最后马克思终于决定应该给男爵写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打算;同时给自己的家留了一周时间用来观察男爵收到这封信的反应,以使他的父亲尽力保证婚约被顺利接受。燕妮本人甚至在她父亲同意了婚约之后,还异常忧虑,她已过了她那一阶级的大多数女孩子结婚的年龄。燕妮解释了她的心理:“唉,卡尔,我的悲哀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东西、即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你的娓娓动听的爱情词句、你的富有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怕,而且,往往使我感到绝望。我越是沉湎于幸福,那么,一旦你那火热的爱情消失了,你变得冷漠而矜持时,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正因为这样,卡尔,你的爱情并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它实际要得到的东西:对它十分感激,完全为它所迷恋。所以,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实,而不要像你所喜欢做的那样整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你的全部精力,忘却其余的一切,只在这方面寻找安慰和幸福。"

    甚至亨利希·马克思偶尔也开始后悔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尽力给儿子一些合理的建议,而这些建议他的儿子显然不会采纳:“用诗人所特有的那种在爱情上的夸张和狂热的感情,是不能使你所献身的那个人得到平静的,相反,你倒有破坏她的平静的危险。只有用模范的品行,用能使你赢得人们好感和同情的大丈夫式的坚定的努力,才能使情况好转,才能使她得到安慰,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她为你作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她表现出的自制力,只有用冷静的理智才能衡量……你应当证明,你虽然年轻,但是一个值得社会尊敬、很快就会使世人折服的堂堂男子。"在父亲的建议和柏林大学整体氛围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时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四、伦敦的第一年

    敦不久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燕妮甚至要把护照延长到5月15日也很困难(那时他们在巴黎租的房子已经到期)。17日她带着3个小孩子到了伦敦,身上还怀着不到3个星期就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格奥尔格·维尔特去接了她,格奥尔格·维尔特是一位批发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并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看到了他们在莱斯特广场中已布置好了的房间,房子就在他们不久前离开这里的房子旁边。当时他们正往这所房子里搬家,房子有两间,坐落在切尔西城市国王路旁的时髦地段。租金昂贵(每月大概6英镑),但他们贫乏的财源从燕妮母亲的资助中得到了缓解,这样他们可以度过眼前的这段时间。燕妮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11月5日,当时人们在外面高喊着'永远的盖伊·福克斯',戴着面具的小男孩在街上骑着人工巧手制作的驴子,一切都在喧嚣,我可怜的小亨利希出生了。为了纪念这些伟大的反叛者,我们给孩子取名小福克斯。"所以,正如维尔特所提及的,马克思的家庭中有四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

    马克思一家很快就从切尔西的房子中搬出来了。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几乎还不超过6个月,女房东那边的麻烦来了,由于缺少现钱他们立刻被赶出来了。不久,燕妮在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1850年4月被从切尔西的房子中逐出,他们就在第恩街64号找了一套可以长久租住下来的两间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做饰带生意的犹太商人,流亡者委员会会计亨利希·鲍威尔也曾在这里住过。燕妮带着四个孩子在那里过夏天,把它描述为"悲惨的"。在伦敦马克思前景黯淡,认为应该与恩格斯一起移居到美国。他准备在那里找一个地方能够继续出版杂志,于是设法寻到了租用的价格;但却是"惊人地昂贵"。所以马克思一家只有移到这条街的28号了,由于吉多的死,迁居马上进行了。吉多才一岁,他突然死于由于脑膜炎而引发的痉挛,是三个中第一个在第恩街死去的孩子。

    虽然困难重重,马克思在政治方面依然很活跃。在伦敦的头几个月,马克思的时间被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占去了:作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流亡者的代表所进行的工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组;以及仿照《新莱茵报》的样式进行创建一个月刊杂志的工作。他把这三项所有的工作都看作重建1848年曾在科伦存在过的"马克思党"的途径。

    五、《***宣言》

    马克思一直在写作《***宣言》。伦敦共产主义者给他提供了一叠资料,其中至少包括三份各自独立的《***宣言》暂定稿。恩格斯起草了一份草稿,其中吸收了1847年6月底第一次大会的观点,这份草稿在夏末秋初的多次小组会议上讨论过。莫泽斯·赫斯另提了一份稿子,恩格斯讥讽地说是"神性的改善"。赫斯的草稿没有保存下来,只有两篇针对时代而写的《信条》保存下来了,文章表明了不论在思想上(在这一点上,赫斯坚信证明方针的合理性要诉诸于永恒的法则)还是在策略上(在这一点上,赫斯认为接下来的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恩格斯代表同盟的巴黎支部,起草了第三稿。关于第三稿,他在起身去伦敦前给马克思写了信: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

    这份草稿的题目是《共产主义原理》,由25个问答组成,马克思极为广泛地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但是,公正地讲来,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恩格斯根源于启蒙运动和根源于他在工业化英国的经历而来的乐观的、决定论的方法和马克思根据法国工人阶级的经验而来的更多地对政治的强调。恩格斯后来说它"基本上……是他的著作",并说"……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虽然《***宣言》的封面上出现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两个人共同的作品,而实际上它的写作完全是马克思一个人完成的。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宣言》包含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在以前,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都有过清晰阐述,《***宣言》坚定地继承了法国社会主义者传统。巴贝夫关于革命的思想、圣西门的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对工业的重视、孔西得朗的《宣言》(Manifeste),所有的这些都给马克思多方面的思想启发。他本人第一个承认他开始使用的阶级的概念,很久以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使用了。但有力的、全面的分析和一贯的唯物主义方法却完全是崭新的。

    《***宣言》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中世纪以来阶级社会的历史,末尾预言了无产阶级对当前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胜利。第二部分描述了***在无产阶级中的地位,反驳了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批评,接着叙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要采取的措施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第三部分广泛地批判了其他几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保守的、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最后一部分简短叙述了***对其他对立党派采取的策略,结尾呼吁无产者团结起来。

    《***宣言》是一部宣传性文稿,在革命的前夜迅速传播。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认为"'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就以后所有使它成为一部名著的清晰性和力度而言,(在当时)《***宣言》实际上是被忽略了。《***宣言》还没有完成,1848年的革命就已经开始了。

    六、第恩街的生活

    匆匆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马克思本人关于他缺少资金的描述好像可以证实这一点。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同月,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4月,马克思不得不借钱安葬他的女儿。10月,马克思为了买报纸而不得不典当了他的大衣;12月,他在一封给克鲁斯的信中写道(附了他的《揭露科伦***人案件》):“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

    第二年的抱怨就没有这么多了,但仍然"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须办续当手续,否则就赎不出来了。现在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10月份,"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当铺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机构。但它也曾是忧心之源:马克思试着当掉了燕妮家的一些有着阿盖尔郡图饰的银器。典当商认为这很可疑,就通知了警察,以至于马克思在能够证明自己的诚实之前,不得不在监狱中度了周末。1855年夏,马克思和他的家庭采取了较为激烈的行动,隐退到坎柏威尔伊曼特的家中,这部分是躲避弗罗恩德医生,他正在因为一笔未付的账单起诉马克思;马克思从9月到12月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匿居。

    然而,对马克思收入的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目的钱财。一到达伦敦,马克思就完全准备好了在切尔西租一套房,那里的房子非常贵--是他最后从第恩街搬出来时所付房租的两倍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他一贫如洗。他把自己的金钱大量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行上,但实际是一无所获。1850年10月,他不得不请求魏德迈卖掉所有的银器(除了小燕妮的一些物件),这些银器是他的妻子曾在一年前为了买她到巴黎去的路票当掉的。幸运的是有几个慷慨的朋友。简单算起来,在这年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①的第一张支票前(这年他的收入大概是最低的),马克思似乎至少收到了150英镑的馈赠。(由于这只是保留下来的信件中提到的,因此其总数很可能还要更高些。)资助的来源是多方的:主要援助者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伦朋友们(经由丹尼尔斯);维尔特和拉萨尔也给了一些;燕妮的表兄弟给马克思寄了15英镑;弗莱里格拉特给了马克思30英镑,这些钱是他说"党派急需"从"一些愿意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那里"搞到的。马克思说这些帮助纯粹来自于他亲密的朋友。正如燕妮所说:“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民主派的乞讨生活"。的确,他甚至拒绝了拉萨尔帮助举办一个公众捐助活动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50年代初,居住的花费实际在下降,150英镑对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完全足够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家庭境况和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挣不到200英镑,还自夸说他从来没有"缺过美味的肉排"。

    到1852年为止,马克思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为他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伦敦记者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虽然1852年时还不多,但1853年就达到80英镑,1854年超过160英镑。1855年和1856年,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收入下降了,但马克思1854年底开始给《新奥得报》写通讯,每年大约50英镑。这种情况下当然由恩格斯来弥补;而如果细心管理的话,本来可能会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到1856年为止他得到了几笔大数目的金钱)。但马克思不会管理钱财。例如,在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撰稿后,他几个月都完全不知道该报付给他报酬的情况。至于他这些年文字方面最大的成功--他反帕麦斯顿的告文最一开始就卖出了15000份,并印刷第二版,但他未设法取得一个便士。经济方面不能帮助提升家庭精神,而可以保持家庭精神的必然是保持面子。他1852年给恩格斯写道他的困境,他说这些并不重要,不过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同年,他写道了维尔特的拜访:“……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1854年,燕妮去特利尔,这样,"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所以马克思花了几大笔钱,这自然使马克思的债权人感到十分愤怒。

    1856年5月,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接着她和孩子们到特利尔看望生病的母亲,母亲7月份就去世了。她9月份带着继承的120英镑返回伦敦,这笔钱使家庭得以离开"那饱含着我们所有欢乐和痛苦的令人忧伤的可怕的房子","满怀喜悦地搬到了浪漫的汉普斯泰德荒阜脚下的一套小房子,这里离可爱的樱草山不远。当我们第一次睡在我们自己的床上,坐在我们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间储藏室放一些洛可可式的家具或者小古玩的时候,我们真正地感到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城堡中"。格拉弗顿切9号的房子,马克思以一年36英镑租了下来。这是一套狭小的平顶房,地上有3层,1个地下室,共8间。它在一个未来几年内将会完全建成的新牌发展区中,距离市中心3英里。所有的钱都用于还旧债,布置新房子。马克思很典型地又没有足够的钱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这预示了要来临的困难。

    七、马克思与拉萨尔

    拉萨尔离开马克思家的当天,税收者和大部分店主都来威逼马克思,如果他不还债,他们将马上采取报复行动。拉萨尔注意到有些地方不对劲,就说在年底以前借给马克思15英镑,马克思也可能得到更多,但要有恩格斯的担保。马克思在他的名下开了一张60英镑的支票。然而,拉萨尔希望首先确信恩格斯同意了,这激怒了马克思,以至于11月份写了一封粗率的、半是致歉的信:“我认为我们友谊的基础牢固得足以经受住这样的打击。我坦率地承认,我象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人,让环境来支配自己,而一个有理智的动物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从你那方面来说,对我采取的那种态度无论如何不是气量很大的,而是象一个法官和检察官那样,利用我宁愿给自己脑门上打一发子弹的这种心情来对付我。总之,我希望,'不管这一切',我们原来的关系不至于冷淡下来。"但从此之后通信就中断了,虽然拉萨尔仍然继续给马克思寄来他的许多作品。

    1864年4月,拉萨尔说他两年来一直没有给马克思写信,他们的关系"因为金钱上的原因"变得紧张。但马克思把关系中断归因于拉萨尔的政治观点--这是更大的原因。60年代初,德国的繁荣造成了强大的自由主义势力,这大大减弱了反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曾在整个50年代统治着这个国家。这种对立由于拒绝州议会对军队改革必要的预算进行投票而达到顶点,这一拒绝做法导致了1862年5月的选举。拉萨尔努力地参与竞选活动,激进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伦敦逗留期间,拉萨尔希望得到马克思对于他纲领的支持,这是关于普遍选举和州政府对工人合作团体的补助费的纲领。除了他的激进主义,拉萨尔还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带有黑格尔旧国家观的黑格尔派;他从来也没有经历过青年黑格尔派的那种心灵痛苦的世俗化的经历。因此,他的提议根本不会为马克思所接受。马克思把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去世后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作了总结。最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任何对当局帮助的依靠都会削弱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斗争。拉萨尔的思想,以马克思看来,不是建立在一种清晰连贯的经济学理论之上,它是与封建主义的一种妥协,"而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必须是真正'革命的'"。在很多方面拉萨尔比马克思与德国的现实有更为切近的接触,因此可能会正当地宣称马克思过高地估计了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潜在能力,而他自己的纲领代表了无产阶级运动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向。同样,马克思反对在德国进行普遍选举的思想,拉萨尔没有吸取法国路易·拿破仑处理这一政治体制上的教训。他还认为拉萨尔没有足够地把自己置于德国以前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之上(尽管实际上他的很多合作者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会员);拉萨尔的政治鼓动缺乏国际主义的维度。最后这个判断当然是合理的:拉萨尔从来没有在德国之外居住过,他的理论和他的实践都严格地局限于德国的情况。

    甚至在伦敦的拜访之后,拉萨尔仍然渴望着与马克思合作办报。但在拉萨尔上一年狂热的政治活动期间马克思的批评变得更为明确。1863年5月,拉萨尔的鼓动在莱比锡工人要求参加德国工人联合会(第一个有力量的德国社会主义党)成立大会时达到顶点。大会之前11天,拉萨尔已经与俾斯麦进行了秘密会谈。尽管拉萨尔宣称他是"和俾斯麦一起吃樱桃,但俾斯麦只是吃到石头"。拉萨尔没能活到足够的寿命,以搞清他是否正确。马克思异常迅速地得出结论说,拉萨尔完全地向俾斯麦兜售了自己,并非常强烈地抱怨他剽窃了《***宣言》和《雇佣劳动和资本》。然而拉萨尔突然去世了:1864年8月28日,他在决斗中受了致命的伤。对方是瓦拉几亚人伯爵,17岁的海伦娜·窦尼盖斯的未婚夫,拉萨尔在此之前与她订婚近四个星期。恩格斯得到消息相当冷静,马克思表现了更多的仁爱。他写道:

    "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至于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说得完全对。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暗淡了---当然,这是他的过错……

    真见鬼,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

    给伯爵夫人,他写道:“您知道,关于拉萨尔去世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么惊讶和震动。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请您相信,拉萨尔离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而且我最为您悲痛。我知道死者生前对您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死对您又是什么含义。只是有一点您是大可欣慰的,就是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象阿基里斯那样。"

    与往日对拉萨尔的态度相比,马克思在这里显示了过度的慷概,但他与拉萨尔之间关系仍然是含混的,不满和憎恨总是为一种吝啬的赞美所缓解。

    八、最后几年

    在部分地恢复了健康之后,马克思感到自己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他决定再去一次海滨,1882年2月,他带着爱琳娜去了文特诺尔。他的咳嗽和支气管黏膜炎仍然没有减轻。事实证明爱琳娜是一个可怜的同伴:自从去年夏天俄国民粹主义者利奥·哈特曼求婚以来,她一直处于神经极度衰弱的边缘。她正处于与利沙加勒解除婚约的痛苦之中,正处于自己曾有机会立足于舞台的绝望之中。当她的伦敦朋友多莉·梅特兰得知了她的处境,就急匆匆地到了文特诺尔予以帮助。但收效不大。要不是多莉不能独自打发时光而对马克思说了无休无止的闲话,使马克思受到了伤害,他也不会认为女儿本应向别人寻求帮助,他还焦急地认为她不应该成为"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爱琳娜当然形成了这样的印象:父亲并没有觉察到她的精神重压,还认为她在由家庭负担的情况下沉于疾病。由于对爱琳娜和文特尔诺希望的破灭,小燕妮太忙于照顾自己的小孩而不能帮他,劳拉又太自私,马克思在恩格斯和他的医生的压力下屈从了,动身去了阿尔及尔。他更乐意离开伦敦,因为他感到他那吵闹的同伴恩格斯难以忍受。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一家可以俯瞰海湾的小旅店中度过了孤独的两个半月。这个季节格外地寒冷而潮湿,他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怀念之中"。他给恩格斯和女儿们的所有信件都写满了自己健康的详细情况和天气状况,在他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天气变得非常热,以至于他不得不去理发剃胡须。他的信开始出现拼写和语法错误--这是由于燕妮的死和他患病而导致"记忆力不断衰退"的结果。1882年5月,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去了蒙特卡洛,在那里呆了一个月,然而他的胸膜炎和支气管炎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

    6月6日,他去了阿尔让台,接下来的3个月与小燕妮在一起,在"孩子们的喧闹"中寻找宁静,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但是,小燕妮的家庭根本不能给他提供他想要的宁静。小燕妮9月中要生一个小孩,并且得不到丈夫的帮助。她痛苦地责备她的丈夫龙格:除了有一点时间在家睡觉外,其余时间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巴黎的政治活动中,而马克思认为他的这些活动和拉法格一样是白费力气的。龙格还缺乏头脑地邀请罗伊(《资本论》的法文译者)去阿尔让台,由于马克思对其人才能的看法,这自然导致了极大的尴尬。

    1882年夏天,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迁移到了巴黎:琳蘅6月份过来照顾小燕妮,爱琳娜和劳拉也很快随之来了。劳拉还在伦敦的时候,马克思曾写信告诉她,当他9月份去瑞士的沃韦(Vevey)时,这"成了你的义务--作山谷老人的旅伴"。劳拉答应了,在那里马克思答应给她所有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材料,以写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并提出她承担把《资本论》译成英文的工作的可能性。他们在小燕妮生下她惟一的女儿之后回到了阿尔让台。与和劳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爱琳娜与小燕妮相处很好,并在阿尔让台发展了她在伦敦完全蛰伏了的才能。而她也在8月底离开,带着小燕妮的大儿子琼尼回到了英格兰,在那的好几个月里,她对孩子严格管教,就像他的第二个母亲。

    从瑞士回来,马克思就感到他不能再给小燕妮增加负担了,于是回到了伦敦,想独自一人在10月底再一次到文特尔诺去。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感到自己的健康稍有好转,于是坐下与恩格斯喝浪姆酒,直到凌晨一点。在怀特岛上,他长时间地漫步在那开阔的高地上。日益增强的孤独感使他请求劳拉过来和他住在一起。现在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年老易怒的马克思的热情才会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在此期间,在阿尔让台小燕妮的状况日益恶化。早在4月初时,她就一直遭受痛苦的折磨,似乎一直都是膀胱癌。除了一个只会朝她叫嚷、根本帮不了什么的丈夫之外,她还有四个小孩需要照顾。她的婆婆因龙格家庭的债务而责备她,并不停地敦促她出去工作。当拉法格一家1月初来看她的时候,看到她"沉没于噩梦幻梦击溃的麻木之中"。她不久就神志昏迷,于1883年1月11日去世,年仅38岁。这件事要由爱琳娜来通知她的父亲了。她写道:“我经历过不少伤心的事情,但还没有像那次那样伤心过。我感到我正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在漫长的路途中,我忧心忡忡,绞尽脑汁地想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他。但是不需要我说,我的表情背叛了我。摩尔马上说'我们的燕妮死了'"。

    马克思被他的"第一个孩子,他最喜爱的女儿"的死彻底击垮了,他回到伦敦,就去世了。一回到伦敦,由于喉炎而导致的音哑就使马克思不能多说话了。琳蘅为他做了最可口的饭菜,努力恢复他的胃口,并不停给他洗芥末澡来让他冰冷的双脚暖和起来。他一天喝一品脱牛奶,四天喝一瓶白兰地。他轮换着阅读出版商的目录(当他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和法国小说(当他的智力兴趣产生的时候)。肺部的溃疡使他的支气管炎恶化了。2月底,由于东北风不断带来的霜雪,他被限制在自己的房间里。3月10日,恩格斯对劳拉说,医生认为马克思的健康实际上稍微有所好转,并说如果他能熬过下两个月,一切都会好的。13日早上,他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但当恩格斯按照每天一次的惯例在下午拜访他的时候,看到了他很害怕看到的一幕:“……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马克思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蔑视和他的国际主义,他去世了,没有遗嘱,没有国籍。他的文字由他的女儿们和恩格斯进行了详审,之后,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莫斯科共产主义者分别保存。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葬在海格特墓地。他的墓地在公墓远远的一个角落里,没有人好好照管,直到1956年,才树立了一块盖着铁铸顶的巨大的大理石作为墓碑。

    九、今天的马克思

    为了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必须剥去很多历史的外壳。因为马克思的思想被很多不同的解释所遮蔽,并被用于证明很多不同政治类型的合理性。我们怎样评价这个幽灵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意义呢?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什么样的启示(如果有的话)提供给我们呢?当然,从马克思写作的时代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的时代是蒸汽动力和电报的时代。对他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在先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所实际知道的那种传统手工业者,正被不熟练的或半熟练的工厂工人(即现代真正的工人无产阶级)所替代。马克思去世一个世纪后,工人无产阶级正处于分裂中。在西方,它正失去自身的特点。集成电路使得白领工人替代了蓝领工人,并带来了长期的结构性失业。这种集成电路把他们从工厂、制造厂或者工矿中赶了出来。马克思、列宁所知道的生产方式变化非常迅速。到20世纪末,工厂工人的比例将极大地降低,技术和专业工人的人数将上升。在工业社会里,同样的技术进步已经赋予非个人化的国家以巨大的、令人惊恐的干预和控制的力量。

    马克思和19世纪普遍的看法一样,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总是无疑在进步的。虽然毫无疑问会有挫折和苦难,但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斗争中,最终将建立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的能力将会获得更大的发挥,人的需要将会得到更大的满足。但生产力最近的发展,尤其是原子能的发展,已经使很多人产生了疑问:人类支配自然的努力是否走到了一个根本错误的路口。我们失去了勇气,最近二百年来,我们自己的发明已经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进步"产生更多的怀疑。

    马克思的很多期望还没有实现。有两种情况尤为明显:第一,西方工人阶级中革命动力的缺乏。马克思低估了工联后来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在不诉诸革命的情况下境况得到改善的种种可能性。他以之为起点的两个阶级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的观念,由于旧的中间阶级的持续存在以及新阶级(例如技术人员和经理)的出现,已经被证明是过于简单化了。由于工人阶级中缺少对革命性政见的支持,马克思主义领导人面临着两难处境:要么表达工人的心声,制定冲淡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政策;要么远离或高于自己声称要代表的那些人的观点,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第二,马克思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虽然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对民族感情很敏感,但他认为阶级的分化将会比民族的分化更强烈。1914年8月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德国)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被席卷而去,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在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中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因素。列宁本人就擅长利用沙俄帝国中非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南斯拉夫、中国、古巴以及越南这些国家的革命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色彩。

    由于对经济决定论的强调以及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马克思主义常常沉溺于对人类的种种可能性的肤浅的乐观之中。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只是假定地认为,存在着一个道德更优越、以总体上更有效的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在这方面,马克思是启蒙运动的真正产儿。而在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之后,世界陷入了极大的黑暗,理性的光芒常常缩小为微弱的亮光,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实践中严重失去了光泽,就像基督教由于十字军东征和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自由价值由于西方政府的行为而逐渐暗淡无光一样。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仍然在解释世界方面,比在努力改变世界方面给人的印象更深刻。

    由于有力地综合了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成为19世纪最重大的思想成就之一。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时代哲学”的时候,他认为马克思的很多思想已经进入到(虽然是毫无意识地)我们在20世纪对世界的看法之中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倾向于把人看作社会的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随着社会学的发展(这极大归功于马克思),我们得以研究改变和改善社会的种种方法;我们以历史的观点来正确评价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中心地位;我们看到,在特定的时代,思想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集团的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批判已教会很多人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教他们至少要努力去减少这些现象。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语言:数百万人用它来表达他们对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希望。作为反抗的工具,马克思对宗教的描述给很多从中看到自己使命的人以很大的力量:“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的精神一样”。正是这些给科学公式的简化和制度化的愿望带来了麻烦。正如一位前共产主义者依纳齐奥·斯隆所:“宣称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越大,这些理论的生命也就越短暂,但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将是永恒的。理论和价值之间的区别没有被充分地认识,但是这种区别是根本性的。依靠一套理论,一个人可以创建一个学派;但是依靠一套价值,一个人可以创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方式。”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对他未来的学生利用他的思想感到愤怒,以至于他在生命将尽时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些同样的思想(虽然是被歪曲的、修改的或者被重新解释了的)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精神。这些思想给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维度。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两方面都是思想的巨人。无论其中一些理论多么令人感到疑惑,无论其中一些价值多么微小,走过了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都是人类对共同生活新方式的寻求的不可分割、永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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