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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 - 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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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哲学:替茅于轼辩护——也看清楚薛涌这个人

    嗯C 2011-09-29 22:03

    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说:“我们科技教育界,主要迎合不良作风、发挥体制毛病的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留学回国的人,这些人把中国的不良习气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在我工作的生物医药界做的方面最差的这些人,几乎各个都是留学回来的。”

    我认为,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除了马列主义灌输的那一套之外,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乃“我是中国人”。【国人最丑陋的一面】是“要做中国人,而不要做人”的“意蒂牢结”(意识形态)。越到国外,“要做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就越得到反向加强。众所周知,大陆人在海外的名声一直很糟。

    薛涌很可能就是此类人之一员,今天在微波上,他骂茅于轼“茅主席”,“只有在中国,这种垃圾才能风行。” 这比五毛还低一个层次。所以说,薛涌的心其实一直是在中国鬼混的。他的言行在有的方面已经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

    多年前,我读过茅于轼的两本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内容已经忘记,感觉都靠谱。这些年茅老在网络上还是比较活跃的。他所说的东西,我一般都没有细看,因为我认为那些观点都是常识,无需辨别就清楚了。但薛涌一直对茅老穷追猛打,居然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所以,我在这里将我的微博汇总,发一条长微博,替茅于轼辩护一下。

    (为了准确理解茅于轼的观点,这次特意通过网络搜索,知道了他的相关言论的原始出处。看了之后,我只有百分之百的赞赏与认同!)

    一、“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我认为,在一个非公正的社会中,大部分富人的钱都是不干净的。但不干净,不等于就能够将他们清除。即使清除他们,也得依靠新的法律。例如,中国人都有奴性,这是事实,然而,你能将中国人都干掉吗?仇富固然在感情上可以理解,但真正该仇、该革的是恶法对应的社会制度。

    【有网友质疑:“制度是怎么来的?制度是人定的吗? 什么人要定这样的制度?”其意在于:富人(或曰强势集体)规定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以,不应该“为富人说话”。我的答复是:“制度应该由大家一起定!既不该富人说了算,也不该穷人说了算!社会是大家的,要改变现状,每个人都跑不了。不想跑的,也要被迫跑,被迫同意新的社会选择。这就是革命!”】

    (茅于轼的原话,更体现出了他的良心和大智慧:“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结果,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二、茅于轼在思想上的前瞻性,导致他总被庸众误解。如“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很显然,所有人都应得到法律保护!这就是公平!当然,你会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公平,但你要打倒谁呢?一个都不应该打倒!要倒,就必须大家一起倒!让这个恶劣的制度先玩完!你想收拾富人可以,但得依靠公平合法的新制度。

    (茅于轼的原话:“(民营)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仅仅因为出现了周正毅事件,就去怀疑全国的企业家,这种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像维护工人农民权益那样地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当然,它有前提条件,那就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家。”)

    三、老人家总是要言不烦,懒得哆嗦。不像愣头青千言万语都不着边际。茅老说“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全是企业家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我想反问那些驳斥他的人,工人农民什么时候算数了?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利益牺牲者,这没错,但这是社会分配体制不公造成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企业家,以及创新,这算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了!

    【经网上搜索,茅老似乎没有说过“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全是企业家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差不多意思的话是茅于轼所说的:“我认为,不论在什么社会或采用什么制度,财富差别和权势差别永远会存在,所不同的是,应该把贫富差距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百姓对有权有势的阶层能够制衡,有权有势的阶层不能为所欲为。这就算是一个相当好的社会了。”】-

    四、他说廉租房不能盖私人厕所,有公厕就行。就这也被恶骂!我想问你们:住上廉租房没有?这么一个破国家,还想高福利!事实上对于贫民来说,廉租房个屁!哪有啊?老人家总往好的方面想,所以想前了一步。他真正想说的是:没厕所的房子,老百姓也该满足了。庸众居然将自己当作阔佬!

    【茅于轼这样解释他的真实意思:“我赞成发展廉租房,但是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有私人厨房,但不一定有私人厕所。这引起许多人的质问,为什么廉租房没有厕所。我认为廉租房是有厕所的,而且应该是水洗的,是室内的。但未必是私人的,而是公用的。”“有人说,廉租房没有私人厕所是对穷人的歧视。这话不错。市场经济就是对穷人不利。有钱人什么都能做,没钱什么也做不成。它是认钱不认人的。能不能改成一视同仁?我们试验过,就是吃大锅饭,结果不但富人完蛋,穷人更惨。”】

    五、茅于轼说,抑制春运拥堵靠车票涨价。价格调节市场,天经地义!不是中国人笨,是他妈的制度不允许那样做。不允许价格杠杆的恶果,就是市场垄断与欺诈成风。为了五毛钱出卖人格,为了一分钱制造毒奶。此外,春运拥堵也是城乡二元社会等等制度作恶;再好的列车也是脏乱差,为什么?素质啊!

    【茅于轼的原话:“春运期间火车票供不应求,如果不涨价事实上是扭曲了火车票的价值。同时,春运火车票不涨价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很多人排一晚上的队只为了购买一张火车票,而事实上,一个晚上如果工作还能挣一些钱。”】


    六、-(在上一条微博)我说中国人素质低,马上有人反驳。素质固然跟社会制度关系最密切,但跟社会阶层、消费层次没有细分也是有很大关联的。中国人在列车等等公共空间上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素质高低决定社会整体环境的优劣。如果说中国人的素质很高,恐怕这个社会早就改天换地了!

    七、薛涌一直标榜自己的“人民群众”立场。他写过很多文字,说明中国底层百姓素质并不低。这是偷换概念的结果。他将素质赋予了过多道德涵义,好让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别人。富人穷人的道德是没办法比较的,但素质肯定能够进行比较。素质就是接受文明的程度。故文明国家素质必然高!

    【有网友质疑道:“抛开道德讲素质意义不大。看纳粹就知道了。”我的答复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人,只要遵纪守法,就是无可指责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整体道德水平终究是社会文明的结果。”】

    八、中国人普遍素质低,能真正理解茅老的人并不多。所以,他左右不是人。据我观察,薛涌揪住茅老不放口诛笔伐已好几年,而且浪声叫板大陆经济学家。也的确无人敢来应战。其实,茅老也根本没有将他的隔空喊话当回事。茅老所说的都是常识。尤其是“将领袖还原成人”更应该是常识的常识!

    九、常识是最革命的力量!中国最缺的就是社会共识及社会正义的底线。在同辈经济学者中,也只有茅于轼说的常识最多,差不多也最准确,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地帮助社会底层。实际上他一直是在替底层说话,希望社会走向公平。所以,我认为他有苏格拉底式的求真、实践品格。他算得上中国的良心!

    十、薛涌曾写过一些小书,主张全盘西化、中国不能成为世界工厂,我赞同这些。但在网络上红起来之后,他就开始扯淡。自其《论语研究》之后,我就不再关注。因为他和秋风一样认为儒家可以开出宪政。近几年他开始兜售有毒的成功学:培养天才,如何一岁就进常青藤,与其鼓吹的东西完全相悖。

    综上,我认为茅于轼是一位温和而理性的智者。人们骂他,是人们的素质低所导致的。他的声音应该进一步放大,而不应该被那些无理的噪音所湮没!让我们回归常识,然后建立社会共识,这样中国才能积聚足够强大的变革力量!中国人的劣根性说到底是愚昧无知造成的。惟有建立民主、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提高社会个体的文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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