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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 - 唯心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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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

    嗯C 2011-10-08 18:20
    我想考虑的下一个人性论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这是因为,说他在本世纪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产生了彻底变革,已经是很平常的事(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因此,任何一种对人性的充分讨论,都不能不研究他的思想。但要想在一章的篇幅里做到这一点,哪怕我们只是集中研究一下弗洛伊德本人而不去理会自他以后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许多事态发展,也是一项特别困难的事。这是因为弗洛伊德花了近50年的时间来发展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写出了如此大量的材料,以致非专门人员根本无法指望把它们读全。我在这里只是想简要地介绍他的生平和工作(因为这将表明其工作的一些复杂性和丰富性),然后对他的理论、诊断和处方的一些最根本之处加以概括,最后提出一些必然会提出的主要批判性的问题。

    生平和工作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856年生于摩拉维亚,1860年举家迁往维也纳,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使在学生时代,他就对整个人生产生了兴趣。当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念医科时,并没有立刻集中精力攻读医学。相反,他对生物学产生了兴趣,并且在德国伟大科学家布吕克的实验室花了6年时间进行生理学研究。182年他订了婚,需要一个有较可靠收入的职业,这样他迫不得已开始在维也纳总医院当医生。他186年结婚,并建立了自己的“神经病”私人诊所。他一直维持着这个诊所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弗洛伊德自那时起的工作生涯,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他作出了重大的发现,并发展了这种人们称之为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治疗方法。185-86年,他到巴黎向法国神经病学家夏尔科学习时,激发了对心理学问题的兴趣。当时夏尔科正在用催眠术治疗歇斯底里症(或译作癔病)。弗洛伊德在自己的病人身上发现了类似的症状,他试验用电疗法和催眠术进行治疗,但二者的效果皆未能令人满意,因而他开始试用另一种方法。他的朋友、维也纳的一位高级医生布洛伊尔曾经用过此法。

    他的方法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歇斯底里症是由病人已经忘记的某种强烈感情经历造成的,治疗方法就是引发出病人对这一经历的回忆,使相应的感情得以发泄。这种主张认为,人可能受自己并未意识到的某种思想、记忆或感情的折磨,如果用某种方式使他们意识到这种思想、记忆或感情,就可以治好他们的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就是以这种主张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接着,他又引进了抵抗、压抑和移情的概念,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快就要谈及。1895年,他与布洛伊尔发表了《癔病研究》,但很快他就同朋友分道扬镳,继续进行自己的理论研究。与此同时,他在为这一时期对他产生影响的另一位朋友弗理斯撰写了《论科学心理学》,这一手稿直到1950年才得以发表。

    在这篇手稿中,他企图把正在形成的心理学理论与大脑牛理学的物质基础联系起来,然而,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成功。他在从事医学之前就研究过大脑生理学。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他从事了一项分析自己思想的艰巨任务,并得出了婴儿的性行为和释梦的概念。这两种概念对于成熟的精神分析理论,都是极为重要的。

    弗洛伊德工作的第二阶段出现了详述这种成熟理论的重大著作。这一阶段可以方便地确定为从1900年出版的《释梦》开始,他自己认为《释梦》一书是他最好的一部著作。其后,他于1901年发表了《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理学》,他在书中分析了日常错误的无意识根源。1905年他又发表了《性学三论》。

    这三部著作不只是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病理情况,而且应用于整个正常的精神生活。这时精神分析学说开始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传播,弗洛伊德于1909年应邀前往美国讲学,这些讲稿构成了他第一部系统解释性的著作《关于精神分析学的五篇讲演稿》。1913-1914年,他又发表了《图腾与禁忌》,将他的理论应用于分析人类学的材料。1915-1917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发表了《精神分析引论》,详细阐述了到那时为止所形成的整个理论。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他逝世,构成了他工作的第三阶段。其间,弗洛伊德的工作包括进一步发展和修改他的理论,以及他试图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社会问题而作范围广泛的推理。在这一阶段,他愈来愈遭受癌症的折磨,最终死于该病。1920年他发表了《超越快乐原则》。在这书中,他第一次引进了死本能的概念,这种本能与他很早以前就提出的性欲或生存本能毫无关系。其后的另一项发展是,他在1923年发表的《自我与本我》中,将心灵结构分为三部分——本我(Id,又译伊底)、自我和超我。

    弗洛伊德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撰写社会学方面的著作。1927年他发表了《一个幻觉的未来》,这是一部关于宗教的著作。正如书名所表明那样,他认为宗教是一种虚伪的信仰,因此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它的起源。1930年发表的《文明及其不满》,讨论的是文明社会的要求与每个人固有本能之间的冲突。1939年发表的《摩西与一神教》,是用精神分析的观点来讨论犹太人的历史。1938年希特勒(Hitler)入侵奥地利,然而弗洛伊德被允许移居伦敦。在那里,他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撰写了一部简单阐述自己最新理论的著作——《精神分析大纲》。

    介绍弗洛伊德的思想,最好莫如他自己于1909年所著的《五篇演讲稿》了。因此我在下面所谈的内容,请参阅鹈鹕出版社出版的《关于精神分析学的两篇简短介绍》,该书包含了这些演讲稿。此外还有他于1926年所著的另一篇阐述性著作《非专业精神分析的问题》。在这篇作品中,弗洛伊德探讨了非医生是否应获准开业从事精神分析,并按照他刚提出的三部分结构,解释了他的基本理论。

    宇宙论

    弗洛伊德思想独特之处不在这一标题之下,而在他的人性论。然而我们应当注意他的背景假设,以及它们与已讨论过的其他理论背景假设有何区别。弗洛伊德开始的职业是一名生理学家,他自称一生都是一名科学家,并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现象,包括人性的现象(页10)。

    他没有提出任何神学方面的假设(实际上他是一位笃实的无神论者),也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提出有关“形”的任何形而上学的假设,或像马克思那样提出历史运动的假设。他所提出的假设(无疑是由于他在十九世纪受到的科学训练和他在布吕克生理学实验室的研究)仅是,所有现象都是由物理和化学规律决定的,即使人本身也是自然演变的产物,最终受同样法则的控制。

    人性论

    我将分四点来概括弗洛伊德的基本概念。第一点是在精神领域里严格应用决定论的原则——即每一事件都有充分的前因。弗洛伊德认为,原来认为对于理解一个人并不重要的事情,如说话走嘴、行动有误和做梦,都是由人大脑中的潜在原因决定的。因此它们也许是非常重要的,以一种伪装的形式揭示了本来无人知晓的东西(页56、60、65-66)。一个人所做的和所说的,没有一样是真正偶然和意外的。每件事原则上都可以追溯到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人脑中的原因。这看来也许意味着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因为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是在完全自由地甚至强制地进行选择时,弗洛伊德也会说是有一些控制不了的原因在决定我们的选择。

    在这一方面,他同马克思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两人都说,我们的意识根本不是完全“自由的”和“理性的”,事实上是由我们并不了解的原因决定的。但不同的是,马克思说这些原因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而弗洛伊德则认为它们是个人的和精神的。

    由第一点产生的第二个要点是关于无意识精神状态的假设。但我们应当正确地理解无意识这个概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精神实体,例如对特定经历或特定事实的记忆,我们并非(很幸运!)一直意识到这些记忆,但是一旦必要时就能回忆起来。弗洛伊德把这些称为“前意识”(即能变成意识的东西),而用“无意识”一词来描述那些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能变为意识的东西。这种主张认为,人的大脑功能不只是认识意识的东西或能够变成意识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一点也不认识的那些东西(页107、43、47)。用一种大家熟悉而又有用的比喻,大脑就像一座冰山,水面上能见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但隐藏在水下的庞大部分却对其余部分产生影响。因为无意识在本质上是有能动作用的,也就是说,它主动地对人的性格和行为施加压力和影响。譬如,无意识的欲望能使某人对他人,甚至对他自己作出自己也无法合理解释的事情来。

    弗洛伊德在强调无意识精神实体的存在时,是否在坚持心灵和肉体的二元论,或是心理状态和自然状态的二元论呢?我认为这是对他的误解。许多哲学家现在都一致认为,在谈到正常的意识心理状态(如思想、希望、感情)时,我们并不因此就是在坚持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这种心理状态的最终性质是我们每天都要谈到的哲学问题。因此没有理由假设这种状态与无意识心理状态有何分别。弗洛伊德自己接受过生理学训练,他肯定会拒绝任何二元论的说法。他早期曾经试图为他(1895年《论科学心理学》中)提出的心理学理论寻找生理学根据。但是他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不是心理学所关心的问题(页103)。

    因而他心甘情愿地把这些问题留待将来神经生理学的发展去解决。他毫不怀疑,假设的所有精神实体都有某种生理学基础,尽管这种基础尚未被人们认识。所以他的人性论并非像柏拉图那样的二元人性论。

    然而,20世纪20年代在弗洛伊德的晚期论文中引进的人体大脑结构分为三部分的理论,同柏拉图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这三部分的区分,同他至那时止所用的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区分不一样。他现在是把人的心灵或人格由部划分为三大结构系统:本我(伊底),它包含要求得到眼前满足的一切本能的驱动力;自我,是指人以外的真实世界,在本我和真实世界之间起媒介作用(页104-105);超我,是自我的一个特殊部分,它包括良心、儿童时期学到的社会准则(页137)。超我同本我也有联系,因为它能像一位严格的父亲那样用道德准则来要求自我;而自我则需要调解本我、超我和外部现实互相冲突的要求。任何能成为意识的东西都在自我之中,尽管在自我中也许还有仍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东西;而本我中的一切,永远是无意识的(页108)。

    因此,本我与柏拉图的情欲或欲望成分密切相应。但是自我和超我如何与柏拉图的理性和精神相应的,这一点还不那么清楚。在认识现实这一功能方面,自我似乎同理性是一脉相承的。但对柏拉图来说,理性还有一种道德功能,而弗洛伊德则把这一功能归纳到超我的范围。但在柏拉图描绘的自我厌恶这种情况下,精神因素似乎是在起着道德主义的作用。

    弗洛伊德人性论的第三个主要特点,是他关于本能或驱动力的理论,或说关于这两者的几种理论,因为这是其学说中变化最多的部分。本能是精神机制中的驱动力,我们大脑中的一切“能量”全都来自这些本能(页110)。(弗洛伊德是完全按字面意思来使用这种机械或电学语言的,这无疑是受他的科学训练和1895年的《论科学心理学》一书的影响。)尽管他认为,人能够将这些数目不确定的本能加以分类;但他还认为,所有这些本能或许都是从少数几种基本本能派生出来的,这些基本本能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结合或取代。现在他肯定,其中一种基本本能,实际上是性欲(页69)。但如认为弗洛伊德把人类所有行为都归结为性冲动的话,那是对他的一种粗俗的误解。真实情况是,与过去公认的相比,他大大地扩阔了性欲在人类生活中的范围(页70)。

    他声称,性本能从儿童出生起就已存在(页71、121),并强调性能量或“里比多”在成年人生活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页118)。但弗洛伊德始终认为,至少还存在着一种或一组其他基本本能。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谈到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例如饥饿,并认为这类本能与性本能大不相同,后者的一种独特的、放肆的表现,就是性虐待狂。但在1920年以后的晚期著作中,他改变了分类方法,把性本能和自我保护本能统统归入一种基本的“生”本能,把性虐待狂、侵犯、自我毁灭等,归入一种基本的“死”本能。

    第四个主要特点是弗洛伊德的发展或历史人性论。这完全不是那种认为经历和遗传性决定个人人格的明显陈腔滥调。弗洛伊德是从布吕尔的发现出发得出这一主张的。布吕尔发现,特定的“创伤性”经历尽管显然已被忘却,但它可能继续对一个人的精神健康产生有害的影响(页39)。这种成熟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从这一发现归纳产生的,它强调婴儿和幼儿的经历,对成年人的性格有着极重要的影响(页70、15)。它认为,自出生至5岁左右,是形成个人人格基础的时期。所以只有在认识了一个人幼年时期心理方面的重要事实后,我们才能充分认识这个人。

    弗洛伊德还对每个儿童成长的各个发展阶段,提出了详细理论(页73、121)。这些具体理论当然可以同总的发展方向相区别,而通过观察可以较容易加以检验。它们是具体有关性欲发展的;弗洛伊德把性欲的概念扩大到包括从身体的各个部位获得的任何一种快感。他指出,婴儿首先是从嘴获得这种快感的(口腔期),然后就从消化系统的另一端获得快乐(肛门期)。接着,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就对男性生殖器官发生兴趣(阴茎期)。据说男孩对母亲感到有性欲,而担心生殖器被父亲阉割[即“恋母情意结”,页125]。然后,对母亲的欲望和对父亲的敌意,通常会受到抑制。弗洛伊德假设,小女孩也在同一阶段产生“阴茎羡慕感”;但他很少如此彻底地探讨过女性性欲问题。从5岁至青春期(潜伏阶段),性欲就较不明显。在成年人阶段开始之际,性欲又回到它完全的“生殖器”发展阶段。

    诊 断

    与柏拉图一样,弗洛伊德认为,个人的幸福或精神健康,取决于心灵各部分的和谐关系,取决于人和他必须生活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和谐关系。自我必须同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相调和,发现和选择机会来满足本我本能上的需求,而又不会超越超我规定的标准(页11、137)。如果世界并不适合,没有提供任何这种机会,那么当然会产生痛苦。然而即使环境是较为有利,但心灵各部分之间如果存在着内部冲突,那么,心理纷乱仍会发生。基本本能由于外部障碍或内部心理不平衡而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神经病症(页80)。

    有一种特定的心理不适在引起神经病症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抑制。如果出现了一种极端心理冲突的情况,即当一个人经历了一种本能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又与他认为必须遵守的标准不相调和时,他很可能将这种冲动置于意识之外(页48-49),逃避这种冲动,假装这种冲动并不存在(页113)。因此,这种抑制就是所谓的“防卫机制”之一,人试图通过这种机制来避免内心世界的冲突。但仰制基本上是一种逃避、一种假装、一种摆脱现实的做法(页80),因此必然会失败。这是因为,抑制了的东西并不真的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大脑的无意识部位。被抑制了的东西仍然保留了自己所有的本能能量,并以一种伪装了的替代物——神经病症状——送入意识,施加影响(页52、14)。因此,此人会发现,自己也承认行为的不合理性,但又感到不得不继续如此而不知何故。这是因为,他把某种东西从意识中抑制下去,也就是放弃了对它的有效控制;他既不能除去它所引起的症状,又不能自觉自愿地消除这种抑制,使之回到意识中来。

    正如我们从弗洛伊德对人的发展观念可以预料的那样,他认为这种起决定作用的抑制,发生在幼年时期(页115)。同时正如我们从他对性欲的强调可以预料的那样,他认为这些抑制行为也基本上发生在性方面(页71)。因此,儿童成功地度过性欲发展的各个正常阶段,对于成人未来的心理健康是极为重要的。但这种过程并不总是顺利进行的。这一过程的任何障碍将来都会使人容易感染神经病症(页75、12);各种形式的性反常行为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根源。一种典型的神经病症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倒退”(页75)、即回返到获得儿童所特有的满足阶段之一。他甚至把成人的某些性格类型划分为“口腔型”和“肛门型”,用以说明这些特征类型是从儿童时期的哪个阶段形成的。

    弗洛伊德的神经病症理论则要详细得多,在这里我们无法深入加以探讨。然而,我们已经注意到,他能把引起这些疾病的部分原因,归结于外部世界,因此我们应当对他所诊断的社会方面,作点进一步的讨论。这是因为,一个人感到他必须遵守的标准,常常是心理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弗洛伊德看来)

    这些标准是人的社会环境的一种产物——这种环境主要是他的父母,但同时也包括对成长中儿童产生过影响和权威的任何人。这些标准的灌输,构成了教育的本质,使儿童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因为文明要求对本能进行一定的控制,对本能的满足作出某种牺牲(页81)。以便有可能在文化上取得成就(页86)。然而,所灌输的这些标准,对于个人幸福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好”、最合理或最有利的。当然,父母与父母之差别很大,顺应不良的父母容易养育出顺应不良的孩子。

    但是弗洛伊德准备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已明显地开始出现这种思想,但最明显的还是在他晚期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中]:社会与人之间的整个关系已经失去均衡,我们整个文明生活肯定已经是患有神经病症的(页19)。即使早在他1909年的《五篇讲演稿》中,他就已经强调,我们的文明标准使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因此我们不应拒绝对自己本能的冲动作出一定程度的满足(页86-87)。所以那些后来的弗洛伊德学派的人,把主要问题诊断为存在于社会中而不是个人,这是因为弗洛伊德自己的著作为他们提供了基础。

    处 方

    照例,处方产生于诊断之后。弗洛伊德之目的在于恢复心灵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恢复人和所处世界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后一点很可能也包括社会改革计划,但弗洛伊德从未详细谈论过这些计划;他每天的实践就是用精神分析治疗神经病患者。“精神分析”一词,至少既指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也指这种治疗赖以为基础的那些理论。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这种疗法。

    这种方法是从布吕尔最初的发现逐步发展起来的。布吕尔发现,如果鼓励某个特定的歇斯底里症患者说出曾经充满他脑海的那些怪念头,这会对他有所帮助;而如果能够诱导他记住那些最初造成其疾病的“创伤性”经历,便可能真的治愈他的疾病(页33-39)。弗洛伊德开始运用这种“谈话疗法”;他假设那些致病的记忆即使一般未能意识到,但肯定始终存在于人的大脑的某一处,因此他要自己的患者自由地谈、大吵大闹地谈,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谈话解释他们所谈内容背后隐藏的无意识力量(页58-59)。

    他鼓励他们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不管所说的东西是多么荒谬〔“自由联想”法〕。但他时常发现,这种联想流会枯竭,患者会说他再也不知道更多的东西了,甚至反对进一步询问。当这种“抵抗”发生时,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迹象,表明病人已经真的接近于对所抑制的情结作出正确的解释了。他认为,患者大脑的无意识部分会以某种方式认识到这一点,并力图阻止这种痛苦的真理进入意识部分(页48)。然而,只有当被抑制的物质被带回意识部分时,患者才能治愈,他的自我在抑制过程中所失去对本我的控制力才会恢复(页66、15)。

    然而,要取得这种满意的结果,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也许需要几年的时间,每遇一个疗程。分析人员必须尽量对患者的情况作出正确的解释,并在患者能够接受的时间内,以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解释(页134)。患者的梦会为解释提供十分有用的素材,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梦“表现出的”内容始终是被抑制的愿望的一种乔装打扮的满足,这些愿望才是梦的真正或“潜在的”内容(页60-64)。错误行动也可加以解释,以揭示发生这些错误行动的无意识原因(页65)。正如人们从我们所概括的理论中可以预料的那样,这些解释经常涉及一个人的性生活、童年时代的经历、婴儿时期的性欲、以及他同父母的关系。很清楚,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病人与分析人员建立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但弗洛伊德发现:他与病人之间发生的,远远不止这种关系;事实上,其病人对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感情,这种感情几乎可以称为堕入情网。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移情”。

    这是基于以下的假设:感情以某种方式,从曾经存在过这种感情的真实情况或从病人的无意识幻想,移向了分析人员(页82-83、139-141)。如何处理好这种移情,对于分析的成功极为重要,因为移情本身就可以加以分析,并追溯到患者无意识的根源(页141-142)。

    精神分析疗法的目标可以概括为自我认识。神经病患者凭自己新的自我认识做些什么,完全在于他自己,各种各样的结果都是可能的。他也许会以对本能的理性、自觉的控制取代那种对本能不健康的抑制(压制而不是抑制);他也许会将本能转移到可以接受的渠道(升华);他也许决定这些本能最后应当加以满足(页185-186)。但决不可能产生普通人往往担心的那种结果——原始本能一旦释放,就会完全占统治地位。这是因为将原始意识引入意识之后,其力量便会被减弱(页84-85)。

    弗洛伊德一生都用在治疗神经病患者方面,但他从不认为精神分析疗法可以解决所有人类问题。当他冒险力图解决文明和社会问题时,很现实地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而不去提供任何万应灵药。然而他确实认为,精神分析不仅可以治疗神经病患者,还有着广泛得多的应用范围(页168)。他说,“我们的文明给我们施加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压力,因而需要有一种矫正药。”他还推测说,精神分析也许可以帮助配制这种矫正药(页169-170)。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的末尾,他谨慎地建议在文化与个人之间进行一种类推法,这样文化也可能是“患有神经病的”。但他认识到这种类推法的危险性,拒绝“在同胞面前充当预言家”。

    批判性讨论

    精神分析在学术领域的地位仍然是一个具争议性的问题。精神分析学家在继续实践各种各样的弗洛伊德和后弗洛伊德主张。但许多从事理论研究的心理学家和一些临床精神病医生,指责精神分析是一种几乎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疗法,认为它不像一种受人尊敬的科学疗法,倒更像是一种巫术。一些批评家则集中攻击由各流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强加的迷信崇拜式之正统观念,攻击每个希望成为精神分析学家的人都必须经受的“灌输”过程(即分析自己)。他们因此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说成一种准宗教信仰的理论和实践。

    当然,这种理论也有办法来对这些批评家的动机,作毁谤性的分析(因为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真理性提出的任何怀疑,都可说成是批评家对这种理论所产生的讨厌影响所作的无意识抵制)。因此,正如许多人所说,假如这种理论也有内在办法能把似乎要否定它的任何证据驳回,那么根据第2章所下的定义,这种理论的确就是一种封闭的体系。而且,由于要成为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就必须相信这种理论,因此这种理论也许甚至还可以说成是那些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然而,在下结论前,我们应当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首先分清两个独立的问题:弗洛伊德理论的真理性和以此理论为基础的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在这些理论的地位问题上,最关键的问题是它们能否被证明是无根据的。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声称他的理论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我们已经把验证作为理论是否具有科学地位的必要条件(见第2章)。但是就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些中心命题来说,它们究竟能否被证明是没有根据这一点还不清楚。我们在概括这一理论时分成了4大部分,让我们用这些部分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由精神决定论的基本原理产生了一些具体命题,如认为所有的梦都是伪装了的愿望满足。那么这一点能否得到验证?根据做梦人随意确认的愿望作出解释,而这种解释还可以被人接受,那当然好。但假如无法寻到这样的解释,那又该怎么办呢?

    一位忠实的弗洛伊德学派的人仍会坚持这样的说法:存在着一种其伪装尚未被人识破的愿望。但如果这样的话,就无法证明梦不是伪装的愿望满足,从而应当撤回要求真正得到验证这一命题。最后只会留下这么一种处方:我们应当寻找一种通过梦而得到满足的愿望。只有当我们有独立的证据表明这种愿望的存在,并且能对其伪装作出正确的解释时,这一命题才能得到验证。

    其次,让我们考虑一下无意识心理状态这个假设,尤其是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部分的结构。弗洛伊德当然不会指望这些实体是看得见或摸得着的。我们已经看到,他认为这些实体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在心理学上是个无关重要的问题(页103)。这是因为,他自己当时已放弃了为这种心理因素在大脑中寻找生理基础的希望。神经生理学也许有一天发展到我们可以辨别大脑中的这三个物质系统,它们分别起着弗洛伊德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所规定的作用,这一点在逻辑上说,仍然是可能的。但是迄今为止,尚无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可以实现。同时,我们还必须问问自己,有关无意识心理状态的假设,是否对人的行为提供了任何真正的解释。如果仅由于这些状态无法观察就不予以考虑,那么未免是一种过于轻率的行动,因为科学理论常假定一些人的任何感官,不能直接觉察到的实体,例如原子、电子、磁场和电波。

    然而在这些情况下,往往存在着明显的“对应规则”,将无法观察的实体同可以观察的现象联系起来。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从罗盘指针看得见的摆动,推断出磁场的存在与否。弗洛伊德的许多实体所遇到的问题是,它们没有这种明确的规则可循。集邮或许可以说成是无意识的“肛门滞留”的症状,但是有谁能够表明某人不存在这种无意识特性呢?

    弗洛伊德有关本能的理论,也许正如他在这个主题上的摇摆态度所表明的那样,是其学说中最难验证的部分。人们可以把不是从个人经历中学到的任何形式之行为说成是本能的行为(尽管也许常常很难证明这种行为不是学来的)。但是,认为本能行为是由某种本能所致,这丝毫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因为除了相应的非学习行为外,有什么证据能表明某种本能的存在呢?如果认为只存在一些基本本能,那么人们怎样决定哪些本能是基本的呢?它们是怎样区分的?又是怎样计算的呢?这些一点也不清楚。譬如说,有什么人的行为的证据可以决定,是弗洛伊德的主要本能理论正确,还是阿德勒AdleriAn所坚信自己的基本本能理论正确呢?还是荣格(JUng)的本能需要上帝的理论正确呢?这再次说明,无法观察的假定,如不能通过观察加以检验,就是无用的假定。

    个性的发展观点和婴儿性欲发展阶段论,是较容易通过观察加以检验的。在这一领域,弗洛伊德的一些主张显然能够得到验证,其他一些主张则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还有一些则很难加以检验[见下面推荐的克兰(Kline)的著作]。弗洛伊德称之为口腔和肛门特性的存在(existence)已经为下述发现所证实:某些特性(如吝啬、整洁和固执——肛门特性)确实有些相互联系。然而,认为这些类型的特性是由某些种类的婴儿养育程序造成的这种理论,则还没有被现有的研究所证实。但由于要搞清幼儿经历与成人性格之间必要的相互关系有着实际的困难,因而这一理论还没有被驳倒。

    至于弗洛伊德性心理理论的一些其他部分,如要加以检验,还有概念上的困难。例如,人们怎样才能检验婴儿是从吮吸中得到性快感?某些研究表明,哺乳期吮吸机会较少的婴儿容易更多地吮吸自己的拇指。但这难道真的可用来证明吮吸的性特性吗?

    对一些例子作这样较简略的一些关键性理论论断的科学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怀疑。有些论断看来是可以证明有根据的;而在那些可以检验的论断中,只有少数是有明显证据可以证实的。检验问题受到各种复杂的实际和概念方面困难所限制。

    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曾经指出,精神分析学说主要还不是一套需要加以验证的论断,而是一种认识人的方式,一种理解其行动、错误、戏谑和梦之含义的方式。可以这样说,由于人与物理和化学研究对象截然不同,人们就不应谴责精神分析学家未能像公认的自然科学那样达到科学地位所需要的标准。也许对梦作精神分析的讨论,倒更像进行文学批评。例如,在对一首朦胧诗加以解释时,有理由(但不是结论性的理由)允许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弗洛伊德的许多概念,可以被看成我们根据诸如爱、恨、害怕、焦虑、敌对等日常概念来相互认识的普通方式的延伸。可以认为,一位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不管他信仰何种理论观点,是那种对人的动机产生的根源有深刻了解的人,是有能力解释这些动机在特定情况下如何发展的各种复杂性的人。

    理性与起因之间的鲜明区别,科学解释(根据起因)和人类行动的解释(根据理性,即信仰和欲望,它们使人的所作所为合于情理)之间的鲜明区别,为这种精神分析的观点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持。有人曾经指出,弗洛伊德误解了他自己理论的性质,以至他把这些理论看作对人类行动的起因提出了新的科学发现。然而,这种二分法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某人意识的信仰和欲望完全能成为他行动的起因,因此无意识的信仰和欲望也完全会起这种起因作用。这里,在科学调查和解释的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解释人类信仰和行动的问题上,还有着许多深奥的哲学问题;但在这里我们是无法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请参阅第10章的注释和)。

    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怀疑自然地扩展到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治疗方法上。但是当这种治疗方法已经广泛地加以应用时,我们应当对其有效性作出某种评估。原则上也就是对这种理论的进一步检验,因为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应当期望这种治疗也是有效的。但是这问题也并不简单。首先,一种正确的理论可能错误地应用于实践;其次,在什么才算是“治愈”了神经病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疑问。约有三分二的病人在完成精神分析疗法后得以痊愈。这看起来也许是有利的,但这当然还必须与类似病情的“对照组”加以比较。这些对照组或是接受了其他心理学方法的治疗,或根本没有接受过治疗。这类小组的治愈率据说也是三分之二左右,所以根本无法证明治疗的成效是多少。

    因此,对弗洛伊德的整个理论很难作出明确的判断。他的天才是无可争议的;然而无论一个人的思想有多大影响,我们都绝不能不对他的言论进行批判性的评价。弗洛伊德谈了许多如此重要的问题,对它们加以消化和检验还需要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花费许多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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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文章:詹姆斯。斯特雷奇编译的《精神分析的两个简要说明》,伦敦,1962年。这本书在美国买不到,但是第一篇简要说明《精神分析五篇讲演》的主要部分已辑入再版的约翰。里克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作普通选本》一书。第二篇简要说明《非专业精神分析的问题》已辑入L。史蒂文森主编的《人性研究》一书。

    研究弗洛伊德的原著,还可以读他1915-1917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和鹈鹕出版社出版的弗洛伊德文库的其他各卷。

    对弗洛伊德成就的一般评价,可读B.A.法雷尔的《精神分析的地位》,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关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经验测验的情况,读保罗。克兰的《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事实与幻想》,伦敦,1981年第2版。

    传记见欧内斯特。琼斯著名的《弗洛伊德的生平和著作》,还可以读L.特里林和S。马库斯缩编的一卷本《弗洛伊德的生平和著作》,伦敦,1964年;纽约,1961年。还可读F.J.萨洛韦最近出版的《弗洛伊德,精神生物学家》,纽约,1979年;伦敦,1980年。

    对精神分析最新发展的介绍,见J.A.C.布朗的《弗洛伊德和后弗洛伊德学派》,伦敦和纽约,1964年。

    哲学问题的最新讨论,见R。沃尔海姆和J.霍普金斯主编的《弗洛伊德哲学论文集》,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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