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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人生

1已有 54 次阅读2011-01-24 16:41

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聽 余杰答问:文学与人生
一、关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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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聽 朱竞:您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印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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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聽 余杰:在世界范围内,在我看来,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渐次爆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实践及其失败。而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跟以往的世纪相比,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最为可悲的一个现实是:同胞与同胞之间相互的杀戮与戕害,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变得更加凶残、规模也更为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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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聽 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同胞对同胞的杀戮和戕害,一般都打着“革命”、“统一”、“正义”这样一些冠冕堂皇的旗号,尤其以“反右”、
聽聽聽 “文革”等政治运动为典型。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今天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后现代主义者”和“新左派”们,却又开始以歌颂“文革”的“伟大创举”、发掘“文革”的“宝贵资源”为时髦了。经过他们的阐释和发扬,伟大领袖居然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我不禁感叹:如果把卡夫卡的小说放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不仅不是“荒诞派”,而且是极度的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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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聽 朱竞: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您怎样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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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聽 余杰:毫无疑问,既然从古希腊起就形成了专门从事精神创造和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必然有自己所遵循的精神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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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聽 我理解的知识分子精神有两个方面:一是“牛虻精神”,二是“春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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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聽 所谓“牛虻精神”,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永远是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和质疑者。他们不会满足于现实社会中光明的、正义一面,而专注于发现其黑暗的、非正义的一面。正是在对黑暗的和非正义的那一面的揭露和批评中,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变革。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都将是一群最挑剔的批评者。只有容忍并倾听他们的批评意见,社会才有进步的希望。
聽聽聽
聽聽聽 所谓“春蚕精神”,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理应具备一定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在对具体的社会问题作出判断的时候,应该超越自身的利益得失。知识分子必须从更加广阔和博大的视野上来观察社会、并以弱势群体的权利为着眼点来做出是非判断。像托尔斯泰那样,虽然自己贵为帝国伯爵,却时时以农奴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他对一个农奴的怜悯和同情,远远超过了一个农奴对另一个农奴的怜悯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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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聽 我认为,仅仅拥有知识和技术还算不上知识分子。同样是杰出的物理学家,俄罗斯的萨哈罗夫就是知识分子,而中国的钱学森就不是知识分子。萨哈罗夫敢于牺牲自己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所拥有的一切特权,为俄罗斯的民主改革与人权事业、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奔走呼号;相反,钱学森在人妖颠倒的年代里,为了迎合领袖的狂想,可耻地去论证亩产万斤这样违背基本科学常识的事实。萨哈罗夫为他的选择付出了巨大代价,不仅失去了在特权阶级中的一切待遇——荣誉、别墅、汽车、特供商品以及由司机、厨师、保姆、园艺工共同组成的庞大的服务人员队伍,而且还被放逐到遥远的高尔基市,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钱学森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即使在“文革”这样的对于正直的公民来说无比艰难的岁月里,他也一直“又红又专”,衣食无忧,逍遥而快乐。从两人鲜明的对比中,我发现了中俄两个民族精神内涵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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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聽 一九七五年,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议会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颁奖公告中指出:“萨哈罗夫对真理所承担的义务,对人类不可侵犯性的坚定信念,他对暴力和野蛮的斗争,他对精神自由的坚定捍卫,他的利他主义和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得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良心的急需的发言人。他对正义、真理和爱的呼吁是传给这个世界所有民族的一个信息。”迄今为止,我们的民族依然没有诞生一个像萨哈罗夫这样对正义、真理和爱充满不屈不挠的信念的伟人。对此,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深深的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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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聽 拿有没有“牛虻精神”和“春蚕精神”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地去做、去向它靠拢。知识分子不可能在真理、正义、良心面前保持所谓的“价值中立”,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的判断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了他要寻求的真理,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行吾心之所不好。这原是一种职业上发展出来的道德,然而转移于处世,也可以使他具有凛然不可犯的气概。其坚定和持之有故,未必是一般狂热的殉教者所能赶得上的。”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气概,在今天的意识形态和商业经济的双重压迫下,已经雨打风吹去。


聽朱竞:在您在您看来,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聽余杰:启蒙。

聽在这样一个以“解构”为“聪明”的时代里,在某些人看来,重提“启蒙”也许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是,我依然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全民受教育程度非常之低、获得信息的渠道仍未充分开放的国家里,大多数社会成员依然处于可怕的蒙昧状态,我们远远没有具备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有的人一见到权力者就想下跪,他的膝盖是软的;而比这更可怕的是:在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精神也是软的——我们有过太长的专制主义文化的传统,我们天生就患了严重的软骨症。因此,启蒙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聽在今日中国这样一个遗忘成为“本能”的国度里,“拒绝遗忘”(钱理群语)是启蒙的重要部分。说“启蒙”,可能有些虚幻。为了达成启蒙的目标,我想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自己的热量:一是关注乃至投身各个层面、各个方向、各个区域的教育事业,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和偏远地区的教育,有时候一本书和一堂课就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二是致力于拓展、开发和捍卫舆论空间,进一步争取每一个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言论自由,使新闻舆论真正成为民众的“喉舌”、成为不可被官方操控的“第四种权力”。

聽当然,启蒙首先是“内在的启蒙”,换言之,就是先启自己之“蒙”。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了大学的文凭、有了硕士、博士的学位乃至教授、博导的身份,自己就摆脱了“蒙昧”的状态。在对某些“常识”问题进行判断的时候,一个大学者、大院士也许还赶不上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因此,没有对自身的启蒙,对公众的启蒙就无从谈起。

聽启蒙永远是孤独者的事业,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启蒙的痛苦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消除。”今天的大众喜欢接受电视节目中油头粉面的主持人们的胡说八道,以及报纸刊物上充满“小资情调”的专栏作家们描写阿猫阿狗的文章。在这样的背景下,启蒙成了一个被怀疑的字眼,启蒙者成了一群被怀疑的人物。而在我看来,启蒙者并不是外在于罪恶之外的圣人,恰恰相反,启蒙者也在黑暗之中苦苦挣扎。正如格拉斯所说:“不是因为我的喜好,而只是出于义务的罪恶感,我在此为启蒙卖力地工作,有时是义务劳动,有时是手工方面的工作。……我愿意为这样的启蒙服务,它可以带来乐趣,它提供了活动空间,它是彩色的,它允许有污秽,它不愿欺骗我说,把庸人启蒙为觉悟的庸人意味着进步。”作为一个“迟到的忏悔者”(任不寐语),我将启蒙当作自己的生命元素。启蒙的动力,来自于“我也是那些吃人者中的一员”的恐惧,而并非“我比他们聪明”的傲慢。

聽朱竞:您最心仪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聽余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

聽最近我在读殷海光的文集,他那深邃的学术思想和高贵的人格力量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五四的儿子”,来到孤岛台湾之后,殷海光依然锲而不舍地坚持自由主义学说。他的自由主义是实践的自由主义,是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的自由主义。他不仅坚持在大学讲堂上宣扬自由主义学说,还通过《自由中国》等报刊传播自己的理念。此时此刻,上一代人日趋保守,把他看作动乱的祸根;下一代人更是成为物质的奴隶,和他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心灵世界。他说他不属于任何团体,他没有机会像“五四”那代人一样享有盛名,却像被狂风摧折的芦苇,待狂风过后又坚强地挺起腰来。

聽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威吓殷海光,派安全人员送台大的聘书上门,向他施展赤裸裸的政治暴力。没有想到,尽管衣食困窘,殷海光就是不接受那张莫名其妙的聘书,并且对那个代送聘书的特务说:“你们所要做的事情,无非是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我拿生命打赌,我不会接受那张聘书,我也不会去做官。”

聽今天的台湾能够摆脱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走向民主宪政之路,与殷海光、雷震等知识分子早年在一片贫瘠的土壤上播撒民主和自由的思想火种是分不开的。台湾学者薛化元在《〈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九五零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一书中指出:“在《自由中国》的近十一年的生命中,它昭示了一个自中国大陆来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宣扬民主自由理念,而至进一步寻求努力实践其理念的例子。虽然这个例子最后以悲剧收场,但是其所播下的思想种籽则影响了从七十年代开始,逐渐再抬头的政治运动。许多台湾反对运动的推动者,主要的自由、民主诉求,固然较《自由中国》的主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自由中国》的相关主张,几乎完全被延续下来。”在白色恐怖的大背景下,殷海光凄惨地死去了(他连住院的药费也得弟子们来筹集)。但是,倘若殷海光地下有知的话,看到自己当年播下的种籽终于在今日的台湾开花结果,他应当为此而感到无比的欣慰吧。像殷海光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也就是我所心仪的知识分子。


聽朱竞:您认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聽余杰:上半个世纪,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蔡元培、鲁迅、胡适和陈独秀等人。从表面上看,他们四人信仰不同的“主义”,他们的个性、经历、文风、学术路向也各不相同。但是,在灵魂的深处,他们都信仰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自由”。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极其艰难的现实环境中,他们全都毫不妥协地捍卫了个体精神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蔡元培、鲁迅、胡适和陈独秀看成是自己的“精神导师”。

聽下半个世纪,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林昭和遇罗克。他们在一个缺乏殉道传统的国度里,以殉道的方式坚持着对真理的表达。他们没有留下厚重的学术著作、也没有创造独特的思想体系,在某些博士和博导看来,甚至还算不上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不屈服于残暴的专政机器和愚昧的乌合之众,直至血洒刑场,其人格力量光彩夺目、其精神感召深沉博大。在我的心灵深处中,林昭和遇罗克享有“圣徒”的位置。

聽我认识一位拍纪录片的记者胡杰,他原来在新华社工作,有一次偶然接触到林昭的有关材料,阅读之后深受感动,决心为这位伟大的女性拍摄一部纪录片。为此,胡杰辞去了原来待遇优厚的工作,奔波于大江南北之间,承受着诸多的压力和非议,十年如一日地采访知情人和当事人,搜集当年的各种材料和记载。当然,那些最珍贵的材料或者已经被焚毁,或者依然被禁锢在幽暗的角落里,尽管想尽办法,胡杰也难以接触到。

聽胡杰拍摄到了林昭亲朋好友们泪流满面地回忆林昭的场景,他与镜头中的人物一起纵情歌哭。那些画面和声音是二十世纪中国惊心动魄的画面和声音。未名湖还是当年的未名湖,林昭昔日住过的学生宿舍我也曾去过。然而,同辈之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曾经生活过这样一个奇女子了。幸运的是,胡杰粗粗地编成的纪录短片《呼唤》毕竟部分地定格了那个惨烈而悲壮的历史瞬间。在此,我愿意向林昭表示敬意,也向胡杰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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