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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自由

已有 10 次阅读2011-10-02 20:15标签:聽 个体自由理性福柯陈冠希海德格尔哲学

昨天晚上一个在香港读书的同学找我谈心,说是在香港的每一天,他的价值观都被强烈冲击着。他说香港人的大脑从小就被进行商业化的灌输,从来想不到除了金钱以外的别的价值取向。他原本觉得一个人沾染一点书生气,保持一点自由思考的能力是必要的,但似乎正在被那里的氛围所同化,每天都被金钱追逐占据着,而无暇顾及其他了。甚至,为了更多的钱,什么都是可以妥协的。令他更为难安的是,在那里他找不到可以诉说这个话题的人,因为香港人根本不以此为烦恼。他问我,金钱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应该占几成?

我说,首先要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满足这点之后,就看各人不同了,没有固定标准。有的人以财富的占有度为个人价值的体现,有的人把别的东西看得更高,因人而异。关键是满足感的兑现。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求财并没错。这完全是一个正当的价值追求。这里不存在所谓的道德层次上的高低。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经过抉择之后,自觉地以财富为目的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盲目地求财,就只是自我迷失了,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自我的存在。

首先,求财不是问题。价值追求、生活方式,只要不妨碍他人,就是个体不可掠夺的自由权利,没有人可以对之进行横加干涉。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去实现对自己而言最大的价值追求。每个人都有权成为他“自己”。反之,没有人有义务或责任去成为别人的翻版,更别说是大多数人的翻版。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顾忌而为所欲为,这里还是有界限存在的。这唯一的界限就是我们在实现自身权利的同时,不能妨碍他人同样的权利。比如说,某个人以“奴役所有人”为他的生活方式,就明显侵犯了他人的权利,除非“所有人”都自愿被他奴役。

在这里,所有的所谓社会风尚、文化习俗、乃至法律规定都是没有发言权的。我们愿意把话稍扯得远一点,但我们相信这有助于问题的澄清。

什么是社会的起源?人类社会由何而来?类似的问题为西方学者讨论得很多,其中最著名,且影响最广泛的大概莫过于“社会契约论”。所谓“社会契约论”,肇始于古希腊,而在近代哲学家那里获得成熟形态,尤以卢梭的论断最为人知。概言之,“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自身的天然自由,从而获得契约自由。在原始人那里,体格上的强健程度基本决定了一个人身处弱肉强食链条的哪一个环节。倚仗自身的先天优势条件,随意对待他人的生命,就叫做“天然自由”。那么,人为什么要放弃这种自由呢?因为强弱对比总是相对而言的,即使看似盛极一时,有朝一日也难免成为昨日黄花而任人鱼肉。因此,人作为理性存在者,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的自由,主动放弃从表面上看可以不受限制的“天然自由”,而与他人建立契约关系,明文规定“不得杀人”,并就违反这一规定的惩罚措施达成统一意见。此后,每个人的生命权就属于“契约自由”了。而这条契约内容需要有专门的一群人来监督、实施,这些人就组成了“政府”。

无论是宽泛而言的社会权力,还是更清晰可见的政府权力,都是由个体让渡而来。个体两者的前提和基础。在个体所让渡的各种权利中,唯有一样是绝不可让渡的,那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之所以是唯一不可让渡的权利,就在于如若没有自由意志,其余的一切让渡就都不是出于自愿,从而与“社会契约”的基本立场发生冲突。那么,通过对“社会契约论”的初步解读,我们也就证明了上面所说的在不妨碍他人权利的情况下,个体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决断的权利。这是人类社会关系的逻辑前提,任何社会关系都不能反过来威胁到它的存在。依此而言,所谓社会风尚、文化习俗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都只具有或然性的导向作用,而决不可成为以礼杀人的借口。它们无权干预个体在不影响他人的私人领域里的事。至于每个个体究竟让渡哪些权利,不让渡哪些权利,在“社会契约论”三大家,即霍布斯、洛克、卢梭那里是有很大分歧的,我们这里不是专门讨论“社会契约论”,就存而不论了。

以上,我们证明了追求财富作为个体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的正当性。我们愿意再不嫌啰嗦地重复一遍,即社会关系的产物由社会关系而来,社会关系由社会契约而来,社会契约由自由意志也就是个体自由而来。自由意志、个体自由是全部的逻辑前提。而自由意志、个体自由得以有效实施的途径,是在不妨碍他人同样权利的情况下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决断。那么其次,我们想要说的是事情的真正成问题的一面,即它在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

追求财富没有错,但它的前提是出于个人的抉择。可我们眼前的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人只是在盲目地追求。社会将财富追求这一价值取向进行单一化,有形无形地将所有社会成员都引向同一个方向,并通过舆论、意识形态的力量将所有除此以外的价值取向都判作“异端”。其实,对“差异性-异质性”的敌视和镇压,渗透在社会权力运作的每一个角落。社会权力的同化力量是如此的细致入微且善于隐蔽,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被同化,更进而被当做用来同化他人的工具而不自知。

社会的这种可怕的以“整体性”吞噬“个体性”的力量从何而来?指出这种隐蔽的权力运作,是法国后现代诸公,尤其是福柯所做的工作。但福柯并没有更深入地探讨这一力量的来源,而停留于泛指的“统治者”或“统治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做出了更明确的解答。海氏认为这股力量来自“常人(das Man)”。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福柯的工作,只是除了他所说的责任归属外,我们也愿意把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

所谓“常人”,是一个中性的、独裁的“平均状态”。“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规范我们的一言一行,组建着我们认之为“公众意见”的东西。这个“常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每一个放弃个体自由而沉沦庸碌之人。“自由”意味着自我选择、自我决断,可也意味着自我承担,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这是萨特等受海德格尔影响的存在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所以萨特有理由断言人并不追求自由,相反,人总是逃避自由,因为他害怕责任。而海氏所指出的“常人”,就是一个绝好的避难所。我们的喜怒哀乐都能随“常人”而动,而且不必为此承担责任,“常人”自会替我们把责任扛走。

正如我们所说,所谓“常人”就是我们每一个放弃个体自由而沉沦庸碌之人,我们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常人”是那可怕力量的来源了。因为所有不同于社会同一化标准的“差异性-异质性”的出现,都在暗示我们自己也有“另类”的活法,自己也有不同于眼下状态的别种可能性。但是,告别现有的状态、将别种可能性付诸实践是需要勇气的,一旦我们做出自由决断,就要为可能随之而来的后果承担责任。我们害怕“责任”,所以害怕“自由”,所以害怕“自由”的“提示”,而他人的“差异性-异质性”正是对我们自身“自由”的“提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除之而后快的原因了。我们无力、无能成为“自己”,就敌视、抹杀他人的“自己”。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自愿选择成为“常人”,又如何?根据我们上面所说的,这是他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我们看到,大多数“常人”似乎并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至少在一开始时不是,而是不自觉地就站在了“常人”的队列里。我们认为,对于前一种情况,既然是自愿当“常人”,旁人没有权利干涉,但此人也不能以“常人”的身份再去吞噬他人。不过,这里有一个悖论,既然已经主动放弃自由意志而甘为“常人”,对他们怎么还能提什么要求呢?对于后一类人,只能寄希望于人所具有的理性,能够反思自己的状态,从而与原有状态拉开距离而展现别种可能性。这样的解决方式其实并不像乍听之下那样消极。人之所以有反思的能力,就是因为具有理性,而之所以有反思的必要,还是因为有理性,不然一切都是白搭。况且,克尔凯郭尔早就论述过“不知有自我”、“不愿有自我”、“不能有自我”所带来的都是绝望。这本就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大问题。

同学遇到的问题,只是一个引子,而我们想说的实则是维护个体自由的事。如上所述,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个体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个体都有权利选择成为一个特有的“自己”,即使这样的“自己”不合于主流。反之,所谓主流,对这些“另类-异端”的打压,既是出于“常人”无能于面对“自己”,也如福柯所指出,无意中成为了“统治者”的工具和打手。

我们还记得前几年的陈冠希的事件。陈冠希在事发之后公开道歉,且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很久,直到前不久才复出。但是,这件事的错根本不在陈冠希。与陈冠希发生关系的女明星们及陈冠希本人都是成年人,发生关系、拍照、拍视频都是两厢情愿的事。这就好比有一个人每天都要吃不同的蔬菜,而且烧法绝不雷同,还喜欢用照片和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有什么问题吗?除非那些蔬菜不同意,不然没有问题。或许我们会说陈冠希太过风流,那当然也是可以的。但不同意陈冠希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权利,而陈冠希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生活,也是他的权利。两者同样不可侵犯。对于陈冠希,以及其他所有所谓的另类情况,只要它们不妨碍他人,我们只有反对的权利,没有干涉的权利。至于这一事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波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笔账,也算不到陈冠希头上。首当其冲应该负责的,是那个把这些资料公布于众的电脑修理人员,他侵犯了个人隐私权。其次是那些所谓的陈冠希的粉丝。陈冠希本是娱乐明星,不是道德楷模,更不是完美的人,对他的完美化本就是所谓的粉丝们的意淫。更何况,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那些道德判断本身也是令人怀疑、大成问题的。

对“另类-异端”的尊重,是对多元的尊重,也是对个体自由的尊重,这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支柱。中国,距此多远,也就距“现代社会”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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