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康德先验人类学体系的形成

推动康德把自己的哲学结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类学体系的，是康德哲学一开始就存在着的那种内在固有的矛盾。正是在用一个中介联结矛盾着的双方、使其处在一个统一而有层次的结构系统里这种调和工作中，康德把他一切有关人的各个方面的探讨集中到对人自身的探讨，集中到“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探讨，从而形成了他的先验人类学体系。因此这个中介在其功能上就起着人类学核心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也只有通过对整个体系的考察才显露出来。

1788年，当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首次在里加出版时，他的一句名言便震撼了整个欧洲思想界，这句名言就是：“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自那以后，人们本来可以认为，康德的一切“批判”工作已经完成了。人他发现和阐明了人类认识和道德行为的“先验原理”，规定了自然界和自由的法则；他用“现象”和“物自体”的绝对区分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划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一切想要调和这两个世界的企图都将陷入绝对的无望。人们发现，他们向来所追求不舍的“真理之国”原来不过是一个“被辽阔的充满暴风雨的海洋所包围的岛屿”，远处诱人的新大陆只是些海市蜃楼，人们能够“自由地”开恳的只是脚下的这块实在的、局限的土地，对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则只有抱一种渺茫的“希望”。康德对理论性和实践理性的两大批判的完成，标志着人类理性由于“太过聪明”而走入了绝境。一切矛盾都被揭发出来，尖锐地、赤裸裸地、无可奈何地摆在人们面前。

奇怪的是，正是这种绝境，或者说指明这一绝境，成了康德哲学在十八世纪末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当法国大革命的志愿失在战场上抛洒鲜血的时候，德国思想界却在向康德哲学抛洒鲜花。“1789年康德哲学几乎变成了德国唯一的话题，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康德哲学的注释、摘要、解说、批判、辩护等等。”德国资产阶级在现实的重压下所感到的孤独、恐惧、绝望、前途渺茫、对自身软弱无能的自卑感与挣扎着在逆境中继续追求和探索的使命感混合在一起的矛盾心情，在这种哲学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

然而，调和矛盾的紧张思索却早已在默默之中进行着了。以康德思想的缜密、敏锐、是不可能不在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先，就预计到他两大批判之间的矛盾的。事实上，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就看到了这一点，并对此作了一个初步的解释。在那里，他认为感性世界和物自体（我自体）的超验道德世界虽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同一个存在的主体（人）却可以同时从两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待：一方面，可以把它看作感性世界的因果作用的产物，这就是在生物学意义即现象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看作自由意志的因果性主体，这就是在道德本体论意义上的人，它超越于时空之外，因而虽可以被看作感性世界中同一个“人”的本体，却并不能由感性经验加以规定，也不干预感性世界中的任何活动。“于是自由与自然在其完全的意义下，将按照人们把同一个行动与它的理智直观的原因或是感性的原因相比照，而无矛盾地这个行动中同时被发现”。这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实践的自由”是以人对自身认识的“制约性原理”、即“自由理念”或所谓“先验自由”为基础来设想的，反之，这种在思辨理性中的“先验自由”最后也落实到人的道德的“实践自由”之上。尽管康德认为这自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不能认识的，但他把人的自由当作他从思辨理性向实践理性过渡的契机，却是意味深长的。他企图用一种先验人类学来统一他哲学各部分的倾向，于此已初露端倪。

与此相呼应，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一开头就提出，“自由概念的实在性既然被实践理性的一个必然法则所证明，所以它就成了纯粹的、甚至思辨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的拱心石。”虽然这只是在“实践”意义上，“通过一个事实证实了在思辨理性方面原来只能被思维的那种东西”，没有任何理论认识的意义，但整个《实践理性批判》在《纯粹理性批判》之后由人的自由开始，却已显示出康德对“自然向人生成”这一现实历史过程的抽象化了的早期蒙胧意识。

在上述两个批判中，尽管有许多苗头和迹象，说明康德心目中实际上把“人”当作他哲学研究的中心，但却并没有直接地来探讨“人是什么”这一康德哲学的总问题。例如，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还只是把理性所关注的一切问题归结为三项，因为第四项，即作为现象和本体的统一的“人”，实际上仍然是分裂的，感性自然和超验自由只不过是互不干扰地“共存”于人之中，双方的过渡还完全是抽象的、没有感性经验作为媒介的，因此与其说是过渡，还不如说是对两大批判绝对分享的界线确定。同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从抽象的、纯形式的“自由”出发，最终却导致对来世和上帝的信仰，现实的人的生活内容在这里都被排除在考虑的范围之外了。康德的“先验哲学”作为一个统一的“人类学”体系看来是没有指望了。这种状况直到康德发现了人的“情感能力”也有其先天原则、即“鉴赏力”的原则，才有了某种改观。

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我们判断的要素就其愉快或不快相关而言，从而就其与实践的要素相关而言，不属于先验哲学的范围之内”；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也认为这是个纯属心理学的问题，对快乐的感觉的概念“心理学中已经作了这种说明”，心理学把快乐定义为“对象或行为与生命的主观状况（也即与一个表象在其对象的现实性方面所有的原因性能力）互相契合的表象”，阶乘 这个定义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我不再需要从心理学方面借来的概念：其余概念可以由批判本身来供给。”他当时还未发现，这样一种有关人的情感能力的心理学，一旦被安放在它的“先天原则”之上，却恰好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批判”，这个批判正是联结人的认识能力和欲望能力、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从而形成一个“先验人类学”大系统的桥梁。与此相反，当时他还认为这两个领域的对立是无法调和的。

然而，通过对“判断力”进行批判，康德找到了某种调和的可能性，最终形成了他的整个由知、情、意的先天原则构成的先验人类学体系。这就是本书所要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