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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 - 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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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

    嗯C 2010-12-23 12:35

    慧田

    12月22日晚7时,身着蓝色的毛衣和深灰色的外套,踏着一双白色运动鞋的邓晓芒教授几乎是在簇拥中或者准确的说是从拥挤的人群中穿过登上讲台。配着他微长的三七分刘海,这份学者打扮透着一些随意和不羁。在简单的道谢之后,直入正题——中国当代启蒙的任务和对象。

    中西启蒙进程轴

    西方的启蒙进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卢梭、康德和福柯。

    在理性法庭得到共识的背景下,卢梭对理性提出了异议和批判:科学和艺术是否真的有益于敦风化俗?他认为,科学越进步,人性越堕落。这种价值重估,颠覆了最初的启蒙理想,提出了理性和自由的矛盾,然而这种颠覆,却为启蒙打开了一扇门。

    康德则在这一基础上,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颠覆性的。他倡导走出由自己所导致的不成熟的状态,这一观点也成为西方哲学的经典之一。他把理性和自由统一在实践理性里,巩固了理性的根基。

    然而福柯却提出了质疑:启蒙根本不是运动,它是一种态度、精神气质、哲学生活,它没有具体的目标,更没有停止的终点。这是对“我们所是之内涵进行批判的考察,对于强加给我们的历史界限的考察”。这是一个实验,人类在突破,超出自我的界限,而这个实验最终走向何方,谁也没有把握。

    看过了世界,回过头来看中国。中国的启蒙到了什么阶段?

    中国启蒙的特点是首先怀疑一切,打破传统,引进西方普世价值,建立起新的标杆;然后对理性本身产生怀疑,随后又回归中国传统。

    同样是怀疑,和西方的启蒙根本不同的是中国启蒙的自我批判使得很多启蒙者走到了中国传统的非理性。中国的批判不是真正的自我批判,而是逃避、转移。中国的启蒙只是把启蒙理解为启蒙运动,解构了之后“我们没有出路”。因为把它当成暂时的东西,就容易把启蒙混同于中国传统的叛逆思想。但个人解放和独立没有理性作为平台,就不能内化为人性中必然的层次,必然没有提高,成为过眼云烟,甚至异化为欲望横流。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启蒙进化过程,但却宣称我们超越启蒙。”

    中国人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于西方的东西无批判地接受,面对中国的传统又无批判地恢复。有人提出西方的启蒙内涵,中国传统文化里都有。事实上,从“理性”的词源来说,它源于日本,即使偶尔连用,也不是中国哲学中固有的观念。历史上用的更多的是“性理”,即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而将其与西方的理性等同,这是中国启蒙的一大失误。

    西方理性有两大原则,逻各斯和努斯,即逻辑理性和超越理性。中国人缺少逻辑理性,或者说不发达。而至于超越理性,由于现实生活的压抑,中国人没有超越的信仰,没有纯粹精神生活。不能说中国人没有理性,但中国文化是排斥、压制理性的。中国的天理压制人内心自由的欲求,排斥语言、逻辑,只能靠内心体会,于是有了那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

    中国启蒙的滞后,源于对启蒙的真正含义没有认识。长期以来,启蒙只是一种策略,它作为一种口号没有办法改变既定格局,甚至有人“用口号本身来搞专制的复辟”。

    完成中国启蒙的任务仍旧要请那两位“老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

    科学要深入到理性

    现在人们只关注科学,但却又仅仅局限于技术。五四运动寻求救亡的政治技术,80年代寻求强国的科学技术。始终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以及怀疑、逻辑的理性精神。

    邓晓芒以马克思主义为例。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而中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种技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天道天理,铁的规律”。更重要的“科学精神是发现规律创建规律”,这是中国传统没有的,也是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剩下的只有相当于通常讲的天命,只有服从和敬畏。

    但真正的科学精神,要为经验社会创造规律,盲目的服从规律就等同于迷信、巫术,科学也就变成了迷信。科学精神对已有的规律都是怀疑的、证伪的,凡是科学的都是可以证伪的。实验精神、尝试精神,这样的科学才是自由本身。

    民主要深入到人权

    五四以来的民主就等同于为民做主,让民说话,最重要的缺失就是对人权的忽视。但人权是天赋的,就得按照天赋人权来制定让民说话的规则,“否则今天让你说,明天不让你说,阳谋,引诱你说话,然后打成右派”。“民主集中制不等于民主,把民主当成集权的公式,在绝对权威的控制下玩弄民主”。

    集中是民主的手段,民主是人权的手段。“民主集中制变戏法,把民主的手段转化成了集中的手段,用集中相对的手段偷换了人权绝对的目的”。

    人权是天赋的,本质是自由权。这就要求法律的保障。真正的自由靠法建立,没有法、公正公平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为所欲为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强中更有强中手,最后导致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而这一个人也是不自由的。

    打开锁住启蒙大门的锁

    天理就是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天理这种中国传统看上去捉摸不定的事物,在邓晓芒认为“实际体现在人情”。越是世事洞明,就越接近天理。“造反有理,什么理?天子所代表的天理。现在天子代表的理就是无产阶级斗争路线。”

    从孔子开始就把这种圈内的潜规则看成天经地义。亲情互隐,这一潜规则从家扩展到团体,到社会,到国家。因此中国人讲理是有前提的,即站在谁的立场上讲话,所有的讲理都可以以“别有用心”来追究。立场成了用来堵住一切讲理的嘴巴的终极武器。

    面对这个顽疾,只有用理性才能来对抗天理以理杀人的本质,只有用逻辑理性和超越理性才能对天理加以抗击和解构。

    “中国人理解的自由是不讲自由的。”邓晓芒教授淡淡地说。西方的自由同法制和人权密切相关。人权本身意味着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不能分开,“没有自由的平等是人人都等于零的平等”。

    另一方面,没有法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意识。五四以来的自由限于个性解放的“狂狷”,这是中国启蒙的另一个重大失误。这种个性和启蒙、自由权利是格格不入甚至相对立的。自由不是自由化,而是意味着人的尊严和人格。维权不仅仅是维护财产损失,更要理解为维护人格的尊严,他举出了最近的热点“钉子户”问题做例子。

    法律作为惩恶扬善的工具,根本作用应该是是保护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这一点却没有被意识到。同时,这种保护是一概而论的,包括罪犯等等传统认识上的“坏人”。“坏人犯罪,损害的是他自己的尊严,法律应该是帮助犯人恢复他的尊严的。”

    现实是,中国在法理上格外薄弱,从事法律行业的人员很多的只是单纯地背诵法律,在邓晓芒教授看来,“熟悉法律条款的只是技术人员”,如果没有启蒙的基础、观念的转变,法律规定只能是一纸空谈。

    梦醒之后唯一的出路

    这是鲁迅曾经用过的在铁屋子里叫醒昏睡之人的比喻,这种没有出路的希望是痛苦的。“但我们现在环境变了,有出路,启蒙在今天更加具有社会物质基础”。短短几句话,却能够为今天理性的深思增添一点感性的信心。

    启蒙在今天,是历史的必然,它在历史的前方,逼着我们反思。有一些人沉溺于中国现代化难产的阵痛,要回归传统,但“实际上他们是没有看清楚理性的实质”。只有有了启蒙的基础,传统的弘扬才能上一个台阶。

    “启蒙是中国当代社会唯一的出路。”

    若干年后,最终中国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还不能够断言,但只愿我们回头望时,这条路应是我们曾经怀疑过,探索过,超越过,反思过的,这条路没有终点。(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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