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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 - 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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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中国人情社会与西方民主

    嗯C 2011-01-26 15:15

    本文来自慧田哲学对话社区

    从清末开始,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就抱着无比的激情,宣扬西方式的现在民主制度,企图将中国变成 “美国”。今天,有更多的同样的知识份子站在了美国式民主制度的一边,期望引进美国式的三权分立、竞选等民主制度。但是,又有几个知识份子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否是西方民主主义生长的土壤呢?

    试看,我们1982年开始建立起来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曾经彭真委员长以及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其都有过高度的评价,将其视为中国国民民主素质的培训班,一大批知识份子同样热切的期待民主制度可以因此而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就像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在法学院新年论坛上说的:“原本怀着巨大的希望,结果却叫人相当失望”。这就是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相当于美国的市政自治的民主制度在新中国的试水,其失败或者说趋于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人情社会阻碍了民主监督,妨碍着民主选举,“二人”的人际结构排斥着西方式的民主。

    一.中国式的人情社会

    自古以来,在传统的中国心中就没有个人的概念,中国人总是将自己放在一个“二人”的人际结构中去,譬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中国人认为:“人体”只有在一个包含人与我的人情的磁力场中才能实现自我完成,而儒家的强调正是凡在这个场中人我感通这个过程之上。这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正统,也是一般中国人的常态与显性的一面。或者说是绝大数人吧。虽然有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们总爱标榜自己跳出了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来显示自己是真正崇尚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与民主自由,但是实际上又有几个人逃得出数千年来中国独有的人情磁场呢?当然就更不用讨论那些非知识分子了。

    人情是滥觞于初民社会的血缘和亲缘关系,这种人情造就了传统社会以互惠交换和熟人间看重尊严和脸面的文化习俗。“人情”是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形态。在传统的天道观中,中国人甚至连天地都加以人情化。例如“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优化遇之恩”,亦即是认为它们对人类有父母一般的恩情,而人也必须用一番心意去回报恩典。梁启超也说过说:“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我们就不难看到中国式的人情与西方追求自我或者说个人的权利的巨大差异。

    在儒家看来,忠、孝、节、义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在传统社会中是根植于人性中的人之常情。那么,由家庭扩展到家族,再由家族扩展到社会和国家,由这一假定推演出来的人际关系模式,自然是人人都把与他人的关系,看作类似于家庭或家族关系中的亲情关系。人情观念和由这种观念凝成的人情社会就成为必然。即使社会的现实状态无法摆脱为社会学所揭示的广义的互利交换,但这种交换也只能作为效果来出现,而无法接受交换成为一种实质的动机。人们都将拯救时弊的希望寄托于人情的恢复。

    在传统社会中,人情远远超过一切法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的道德世界建立之日,才是时弊得以根除之时,而道德世界的建立,则有赖于人情的高扬。在今天这样的人情观念的影响依旧强大,或者说主宰着绝大部分中国的头脑。

    聽“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其字面意思指人的感情,但在社会交往与互动中人情则是指人际关系中的私人感情,这种感情同广义并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社会规则相对应。基于人情关系,中国人喜欢将私人关系引入公务活动中,职务或者职业成为公共生活中的私人关系。当这种关系适用政治生活中的时候,特殊的私人关系将所谓民主实质给吞噬了,也就只剩下一个虚伪的外在形式而已了。

    为了清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应该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作一些比较分析。虽然当前中国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中国,但因为现代中国是由传统中国社会演变而来的,传统社会的制度、习俗及其心理积淀,不能不对现代中国发生影响。聽

    我们原本生活在熟人世界中,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人情传统的关系社会,这个社会或者是家人、亲戚、朋友,或者是乡亲、门人、师徒构成的世界。制度、礼节、规范皆因人情而设。人情与制度产生矛盾时,制度理所当然地应做出让步。

    人情不仅重于法律,重于制度,而且重于江山。社会的好坏,主要看生活中人情的多少或浓淡,社会的颓废,也就是人情的败坏。制度可以变,工具可以变,但人情、风俗不可变。市场化改革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使中国部分离开了这个人情社会。就大部分人来说,虽然成长在改革开放时期,甚至部分人曾经经历过残酷无情的时代,但是由于文化心理的习染性,人情在中国社会是很难消失的。

    在西方社会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他们争的是权利;而在中国社会攀的是关系、讲的是交情。一方面,由于人情关系,只要是熟人或自己人,一切公共生活中的责任和规矩,都可以随意改流变通;另一方面,对他人或陌生人,一切正常的程序都可能成为关卡。中国的道德和法律,因此都得看所施与的对象和主体的关系,而进行变通和伸缩。

    在这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传统社会的法律是斟情酌理的法律,“这样的文化背景虽然不得不‘匍匐公庭’,却仍然具有某种不从属于国家结构的自然的主体性”。在与法律相关的伦理方面,权利与尊重权利的观念尚未充分确立、守法意识比较淡薄;而在公共法律生活中,由于人情关系的涉入或公私关系不明,许多人能够通过人情获得额外的收益。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了若干社会活动,以至于造成公共事务中基于人情的冲突。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痛痒相关、血脉相连。乡民社会亲密的共同生活,使人与人之间形成长期的互相依赖。

    这样,人情在施与受之间无法一笔一笔地计算清楚。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中国社会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付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一笔投资,欠了人情就得找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偿还,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

    处处尚情而无我——在人情味儿如此浓厚的社会中,对法律冷酷无情的强制性的认同自然十分勉强,因为法律的强制性与暴力总会使人感到与脉脉人情格格不入。法律与人情抵触、冲突的结果是人情渗透于法中,从而形成了情与法的一体化。当然,这里不是为了强调人情社会对于我们有多大的不利,只是想说明人情关系在中国是根深蒂固不容撼动的。人情社会孕育了中国广泛的关系文化及其传统,也将继续发挥其巨大的影响。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状况,一个人情社会,一种独有的关系文化。这是我们的民族性,是我们的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我们现实国情。

    二.西方民主制度发微

    现代民主诞生于英国在北美的前殖民地。在18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民主实现了价值上的“翻身”,现代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框架得以初步形成。美国革命中被调动起来的民众和激进派,倡导建立一种直接依赖于人民、直接受人民的控制和监督的政府。稳健而保守的建国精英对民众力量的动员和新型政治人物的崛起很不适应,坚决反对“纯粹的民主”。

    他们虽然信奉“人民主权”学说,但力主建立一种基于选举的、足以过滤甚至隔离民意的精英统治体制。建国精英巧妙地借用并改造了民主的话语,把接受“人民委托的”权力的精英统治体制,解释为一种不同于“纯粹的民主”的新型民主,称之为“代表制民主”或“现代民主”。

    美国现在民主制度本人以为是基于人民权力的部分让渡建立起来的,其逻辑起点是个人对于自由的追求。美国人或者说西方人不同于中国人,他们向往的是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所以“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成风,这看似自私狭隘的思潮却是现在民主制度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

    法国人托克维尔在30年代初对美国社会和政治进行考察以后,就美国民主政治的特征和运作机理做了深入阐述,并断言民主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哈耶克对民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说:“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终极的价值或绝对的价值……民主很可能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却不是目的。”或者说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民主制度无非是一个工具,是服务于个人现实利益的工具。也就是说,近代西方社会的现实是:“我们的民主机构、经济回报体系、立法体系、伦理体系以及学术传统都不自觉地把自足个体自我设定为自己的基础。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并要对此负责;个体有独立见解。”总之,个体是整个社会的中心,在观念形态中,个体中心主义也有着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

    现代民主制度的以竞选和三权分立制衡为主要的变现形式和实现形式。譬如美国的总统大选,议员的竞选,行政长官的竞选等。这样的机制近代以来已经深刻的影响了亚洲、拉美、非洲、澳洲等世界广大区域,同样在中国曾也有过实验,但是结果却差强人意。今天,我们从最小的学校班级干部竞选或者优秀学生的选举投票来说,就足可以看清一个充斥着人情的社会是如何的与民主制度相互排斥的。

    就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走向衰落,本人以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单从美国竞选来说,渐渐的这样的竞选流于形式,其胜利的根基是良好的竞选团队,雄厚的经济实力,高调的广告宣传。种族主义、全球战略思考都渐渐成为竞选者的噱头。形式主义的民主没有办法去保障人民的自由了。就如卢梭批评英国的代议制时所说的:“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

    他们只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我想,这应该是民主这种政治工具的归宿。英国哲学家罗素承认:“我们之所以选择民主,是因为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当今那些把西方式民主当做普世真理极力推销的家伙,如果不是目光短浅,就是别有用心了。

    三.中国人情社会没有西方式民主的生长土壤

    从上述的论述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人情社会的“二人”形态与民主制度对于个人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中国社会难以接受民主制度或者说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社会没有生长的土壤。中国这样特有的文化结构,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以及我们独到的民族性都是与西方式民主制度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们知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从日本引进的富士苹果,也没有日本的好吃,原因就在水土不同。要建设民主制度,直接照搬西方式民主是行不通的,在未来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应当包含着民主的内容,但是,不能归结为民主,即不是把民主作为一项最高的原则来加以捍卫和实施。中国有着自己现实国情,对于政治制度的追寻应该走自己的道路。竞选式的政治在中国这个人情维系人际关系的社会步履维艰,广大人的利益代表并不是因为其有超出一般人的才能,而是因为其选民是基于一般的人情面子。譬如,熟人之间秘密的投了彼此的票之后,他们之间不免会相互吹吹风,期待着彼此欠一份人情债。

    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争锋相对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式的民主即民主集中制,这是适用于工人阶级政党内的民主制度,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一个关于民主集中制来治理国家的良好的架构,当然包括中国在内。这导致了一批理论家对于西方式民主制的盲目向往,或者说是无奈的选择。

    但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家们应该鼓起勇气去质疑西方式民主,在中国自己的国情下即自身的文化下去寻求最高形式的民主或者说适合我们的实质的民主。如果说中国的和谐社会追求将以合作的社会结构形式而被落实下来,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将会在一切基本的方面不同于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将是一种扬弃了形式民主的实质性民主。

    四.结语

    政治制度的是一种价值追求,是一种游戏规则。在中国真正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出现,或者说在人类历史当中都从未出现。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是不适合夹杂着人情规则的中国社会的。因此,一个真正的游戏规则需要我们努力探索和追求,那是我们的目标和方向。我们不能简单复制别人的并不十分合理的东西,相信以中国人的智慧,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更科学、更合理的民主制度。(孙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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