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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 - 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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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故事:柏格森传

    嗯C 2011-03-24 15:57

    第三章 柏格森传

    他的人生就像他的哲学,创造了辉煌,也经历了寂寞。

    柏格森的名字可能有些陌生,这不是他的责任,而是他的学派的责任,因为柏格森所代表的学派——生命哲学——已经像一件古董一样,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堆里了,于是他也一样。

    然而,有两个理由我们现在不能不提柏格森:一是当我们讲现代西方哲学史时,必须讲讲柏格森,要知道西方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最显赫的哲学流派乃是生命哲学,而柏格森乃是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呢!二是柏格森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有一支生花妙笔,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整个现代哲学史上,也只有柏格森和楼铿、罗素、萨特四位有这样的荣幸。一个这样的人物,自然应当在我们的书里占有一席之地。

    柏格森全名亨利?柏格森,18591018日生于巴黎。柏格森的父亲是一个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也能作曲,是一个波兰裔犹太人,柏格森的母亲则是来自英格兰北部的犹太人。因此,从血统上说,柏格森是100%的犹太人。

    柏格森的父母共生了437个孩子,柏格森是长子。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是不容易的,因此柏格森的父亲为了谋生经常带着孩子们辗转欧洲各地。柏格森4岁那年,父亲带着他们搬到了风光如画的瑞士,住在日内瓦的哲学家大道。两年后又搬到了北欧,那里的极夜现象给柏格森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7岁时,父亲又带着他搬回了出生地巴黎。两年后,9岁的柏格森上学了,就读于孔多塞公立中学,他在这里共读了九年书,直到1877年。

    虽然这时候的法兰西处于多事之秋,如1870年普法战争,接着是巴黎公社,第二帝国的崩溃,等等,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小柏格森在孔多塞的学业,他在学校里的表现用一个字可以表达:牛!

    刚入校时,他就得到了奖学金,得以住校当寄宿生。以后即使父亲要带着孩子们东奔西走,他也可以安心学习了。

    1875年,柏格森在法国全国中学生竞赛中获得拉丁文演说第一名,英语第一名,地理和宇宙志的第二名,希腊文的笔译也得了奖。

    1876年,他在全国中学生分科竞赛哲学科考试中,获得了法语作文第一名,数学第一名。

    1877年,18岁的柏格森又在一次全国性竞赛中获得基础数学、宇宙志和力学三科第一名。

    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更了不起的事。这时候他中学快毕业了,偶然见到报纸上公开征求对一道数学难题的解答,他解出了这道题,还以此写出了一篇数学论文,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由于他的论文见解独到,被权威的《数学年报》全文发表。一个中学生竟然能够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长篇论文!据说整个巴黎都震动了,教育界人士也为能够培养出如此杰出的学生而骄傲。

    柏格森并没有因自己的成绩出众而傲慢自大,据说,毕业时老师给他的评语之一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彬彬有礼的中学生。”

    毕业时,柏格森站在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候他可以选择文科,也可以选择理科,而且他在这两个方面都显示了出众的才华:如果学理科,他也许可以成为法国的欧拉或者高斯;学文科的话,他也许可以成为又一个卢梭或者伏尔泰。由于他文理科均成绩优异,这两扇门都向他敞开着。

    经过再三权衡,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所爱,柏格森最终选择了文科。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志向所在乃是哲学。

    于是,他以优异的成绩进人了法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巴黎高师,全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它乃是法国哲学家最主要的摇篮。

    柏格森在巴黎高师学习哲学,主要受教于一位年轻的哲学家布特鲁,同时,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哲学,他还钻研了古希腊典籍,精通了希腊语。

    1881年,柏格森毕业了,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哲学教师”资格证书,旋即被任命为昂热一所公立中学的哲学教师。

    柏格森在昂热待了两年。一上讲台,他便显示了另一种出众的天赋:能够将本来枯燥乏味的哲学讲得津津有味,令学生们听得人迷。

    柏格森还在课余时间研究了卢克莱修,写下了《卢克莱修文选释义》,并在巴黎出版,据说这本书到1921年时出到了第八版。一本学术著作能有这样的销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柏格森不但能够将枯燥的东西说得听者入迷,而且能够写得读者爱看。

    在昂热待了两年后,柏格森转到了克莱蒙费朗执教。

    克莱蒙费朗是法国南部一座美丽的小城。在这里,柏格森一边沉思他的哲学一边讲课。这时,他还做了多次公开讲演,主题是笑之研究,由于他的讲演十分出色,吸引了大批听众。

    1888年,柏格森重返巴黎。他先到罗林中学,不久转到了亨利第四中学。他在这里的讲课更加成功。巴黎毕竟是文化之都,喜欢哲学者大有人在,他每次讲课都吸引了大量旁听生,有一个人听完柏格森的讲座后,发表了这样的感慨:“柏格森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治理世界的箴言。”

    柏格森抓紧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意识的直接材料》,还用拉丁文写了《亚里士多德在论空间中所推断的观点》。他将前者递交给巴黎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并顺利通过。这是1559年的事。

    《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后来被译成了英文,书名改成《时间与自由意志》,并成为以后通用的正式名称。该书是柏格森的第一名著。

    获得博士学位时柏格森已经30岁了,男大当婚,他的新娘是珍娜?钮伯惹,她是《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的表妹。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生下来耳朵就听不见,但经过柏格森的精心培养也有了出息,成为出色的画家,这是一个不需要耳朵的职业。

    1896年,柏格森出版了他的新作《物质与记忆》,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美国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与哲学家之一威廉·詹姆士对它表达了高度的赞赏,他评论道:

    像贝克莱的《原理》或者康德的《批判》一样,它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它将为哲学的发现开辟新的场所。

    柏格森觉得自己有资格当大学教师了,于是,两年后他向高贵的索尔本——巴黎大学,提出了求职申请。此前的1894年他也提出过同样的申请。遗憾的是,索尔本人再次拒绝了他。

    正当柏格森非常失望的时候,他接到了母校巴黎高师的聘书,当了十七年中学教师后,柏格森终于登上了大学讲坛。这是1898年的事。

    但柏格森在母校待的时间不长,两年后他就接到了法兰西学院的教授聘书,请他主持希腊哲学讲座。

    法兰西学院成立于1530年。它与一般大学颇不相同,是一所研究机构兼成人教育学院,不过其地位不逊于法国任何一所大学。学生在法兰西学院人学,既不需要考试,也不必交任何学费,毕业时也没有学位。它经常聘请各领域的知名学者来主讲,听这些讲座是巴黎知识分子的重要进修途径,在法兰西学院办讲座更是一个学者得到了社会普遍承认的标志之一。

    也就在这一年,柏格森发表了《笑之研究》,用哲学的方式系统地研究了笑与诙谐这种人们熟悉的现象,它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年,柏格森被选为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成员,并担任学院主席,这表明他已经在法国学术界赢得了崇高地位。

    当然,最使柏格森声名显赫的是他在法兰西学院每周举办的讲座。

    进人法兰西学院之后,搞讲座就成为柏格森的职业了。这对于柏格森真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讲座的时间定在每周五下午5点,地点为法兰西学院最大的第八讲堂,能容纳两千多名听众。他讲课时的情形是怎样的呢?《生命的冲动——柏格森和他的哲学》是这样形容的:

    柏格森讲座的时间是下午5点。不过你要是准时前往听讲的话,那肯定找不到立足之地,只好扫兴而归。往往在下午两三点钟时就有人早早地赶来抢占座位。因此,在他开课之前,宽敞的教室里挤满了人,甚至窗台和雨道都被听众们占领了。听众中间有各种职业的人们——满腹经纶的教授、好学不倦的大学生、风度翩翩的作家、调优不羁的艺术家、道貌岸然的传教士、神态谨畏的政府官吏、精神威武的军官。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些闻名于巴黎社交界的太太小姐们,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出现在这里。而且,那些提前两三个小时来占座位的人绝大多数就是这些太太小姐们派来的听差。听众中间也有各种国籍的人们——除法国人外,以俄国人为最多,其次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有中国人和日本人,还有棕色的印度人和黑色的非洲人。可以说,世界上的各色人种差不多都有了。当时有人形容这种盛况是:“除了参观巴黎艾菲尔铁塔之外,没有什么比得上的”。

    他讲课时的情景又是怎样的呢?《大哲学家生活传记》是这样说的:

    当听众们看见他镇静地从剧场后台向前走来,坐在柔和的灯光下,手随便地翻着讲稿笔记,手指尖习惯地叉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大厅顿时安静下来。他们内心中感受到一种神秘的震颤。他不慌不忙地、庄严地、以适度的声音开始讲演。他的语音清晰悦耳。他的谈吐轻松流畅,很少使人感到矫揉造作。……他拒绝用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措辞来表达他的思想。他发明了新的词汇以代替陈言套语。他要求听众不要一味地追随他,而要检查他的思想,并且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彻底地思考它们”。他说,他们如果真想要脚踏实地的话,那就应该自己努力。他宣称:“我研究的唯一目的,要把我们每个人正努力在他自身之内寻找的那些东西明确地表达出来。”

    声名大噪之后的柏格森并没有将自己固定在镁光灯下,他丝毫没有普通人常有的虚荣心。他将自己的住处搬到了巴黎郊外的奥堆裔,在那里的丛林后面一座用高高的树篱围起来的小房子里,除了出去讲课,他极少离开这个家。

    1900年,柏格森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哲学大会。这是当时哲学界最盛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各国哲学家们聚在一起商议世界哲学甚至世界本身的趋向。柏格森在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关于我们对因果关系法则的信念的心理学来源》。就像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一样,他的讲演在世界哲学家们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声开始从巴黎传向世界。

    新世纪的柏格森已经是享誉全球的哲学家了。他继续不断地在各种哲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例如1903年在《形而上学与道德评论》上发表了《形而上学导言》。这是柏格森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被认为是了解柏格森思想的必读作品。

    接着他又参加了第二届国际哲学大会。会议在他曾经生活过的日内瓦举行。事隔多年,柏格森再次在哲学家大道上漫步,这时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了。在这次大会上,他宣读了《脑髓与思想:一个哲学的错觉》。其主张简言之就是认为人的意识活动并不完全依赖大脑。

    柏格森更有影响的著作《创造进化论》发表于1907年。这本书使柏格森树起了生命哲学的大旗,也使生命哲学思想迅速成为当时传播最广的哲学思潮。柏格森则更上层楼,成为全世界最具知名度的哲学家之一。这既与他在法兰西学院开的讲座有关,也与他的文风有关,他不但能写出晦涩艰深的哲学专著,同样能写出流畅优美的哲理散文,还与他的思想有关,后面我们会看到,柏格森的思想虽然是哲学思想,但他的思想能对文学、艺术等都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就如后来瑞典皇家学院一位院士所言:

    柏格森先生在《创造进化论》——一本空前的具有决定性的著作中,以严密而不容忽视的科学用语,创造出一部能把握住人心的雄壮绚丽的诗篇,并创造了永不枯竭的力量和富有飞腾的灵感的宇宙生成论。由于他如此丰富的学说和隽永而能透视一切的双眼,以及精神上的深度,有时要从他的思想中有所获益实在多少有点儿困难。但是,我们却经常能毫无困难地体会出强烈的美的感受。

    这段溢美之词现在读来也许有些过分,不过,在当时,以柏格森思想影响之大,获得这样的赞美是毫不奇怪的。

    受这本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他对柏格森推崇备至,甚至说平生最得意的两件事之一就是能够读到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柏格森也很欣赏詹姆士的思想,1911年时,詹姆士的名著《实用主义》法译本出版,柏格森为它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

    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如此互相推崇,那原因是明显的,他们两个人在许多问题上是“英雄所见略同”,就像贺麟教授所言:“詹姆士是一个反理智主义者,逻辑、理性等等柏格森所反对的东西,在他的哲学中同样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接下来第四届国际哲学大会在意大利波伦那举行。柏格森在大会上宣读了《哲学的直觉》,这篇文章是前面《形而上学导言》的姊妹篇,它所激起的强烈反响也反映了这时候生命哲学的地位——它已经是那个时代主要的哲学流派了!

    柏格森不是一个喜欢东奔西走的人,但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他还是接受了一个邀请,到了英国。

    他这次是应牛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的邀请前来讲学的。在牛津,他做了题为《变化的知觉》的讲演,并在演讲后接受了牛津大学授予的理学名誉博士学位。他在牛津的另一个收获是见到了一直对他的思想推崇备至的詹姆士,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在伯明翰,柏格森为纪念“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做了题为《生命与意识》的讲演。

    其实,来到英国对于柏格森并非到了外国,因为他的母亲就是英国人,所以,他来到英国算得上是衣锦荣归。

    这年10月,柏格森又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这次是来伦敦大学,他做了《灵魂的性质》的讲演,就像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多讲座一样,讲堂里座无虚席。连英国最著名的《泰晤士报》都发表了讲演的内容摘要。英国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和怀特海都对柏格森表示了很高的敬意。

    但并不是所有英国人都赞同柏格森,批评他思想的人同样不少,要知道在理性主义一向占统治地位的英国,人们对于一味重视直觉的柏格森自然不会太过苟同。他的反对者中就包括伯特兰·罗素。罗素反对柏格森认为人的理智会歪曲事物之真实的说法,由于柏格森以电影作为他的例证。柏格森认为,电影银幕上虽然看上去是栩栩如生的活动的事物,然而事实上却只是将一张张本来分立的静止胶片快速连接起来放映的结果。他认为理智也是这样分割实在的:先将实在分割,然后将之接合再去理解。但罗素不同意这种说法,甚至为之亲自去了一趟他几乎从来不去的电影院。他还讽刺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说柏格森“像做广告的人一样,依赖鲜明生动、变化多端的说法,依赖对许多隐晦事实的表面解释,尤其是类推和比喻,是他向读者介绍他的意见时所用的整个方法的一大部分。他的著作中见得到的有关生命的比喻数目超过我所知的任何诗人的作品中的数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素蔑视柏格森或者忽略其地位,只是哲学家之间的观点不同罢了。在罗素看来,不管怎样,柏格森仍然是本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呢。

    1913年,柏格森第三次到英国,这次是应邀担任大不列颠心灵研究会会长。他担任这个职位相当合适,因为心灵与直觉不是一体的吗?据说在会上柏格森尖锐地讽刺了一番“骄傲的”自然科学家们。

    这年,柏格森做了一次更为遥远的旅行,去大洋彼岸的美国。

    这次他是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去的。在哥大他分别用英语与法语做了两次讲演——也许与他的母亲是英国人有关,柏格森对英语的精通并不亚于法语。据说,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他获赠了一本《亨利·柏格森书目提要》,由美国哲学泰斗杜威亲自作序。在序言中,杜威写道:

    以下各页书目提要的目的,就在于引导广大的听众们进一步明白柏格森教授思想中活跃的能量有着多大的影响。这一本提要必定能使他们更加明了柏格森所做的各个演讲,而对于他们之中想要潜心细读柏格森的著作以便大有收获之人,也将是大有裨益的。

    需要专门编一本书目来收录并研究柏格森的著作,由此可见当时全世界研究柏格森有多热。据说,到1912年,仅美国、德国、瑞典三国图书馆收藏的研究柏格森思想的著作就有400余种,其中仅1911年就新出了约80种,1912年更有近130种。此外,柏格森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欧洲很多种语言,包括匈牙利语、波兰语、丹麦语等使用人口相对较少的语言。

    不过,这次来美国令柏格森深感美中不足的是,他这次没有能够见到他在美国最好的朋友和支持者詹姆士,因为他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

    1914年春天,柏格森又到了英国,这次是去苏格兰,那里他有大批的支持者。在苏格兰各大学柏格森一连做了11场讲演,总题目是《人格问题》。

    这一年柏格森遇到了一件倒霉事,他的作品被罗马天主教宗教法庭列为禁书,据说主要是因为马里坦在后面鼓动的结果。马里坦原来是柏格森思想的信奉者,后来改宗天主教,崇信托马斯?阿奎那,成为新经院哲学即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翘楚。他认为柏格森的思想太受天主教现代主义鼓吹者的欣赏,与他们的新经院哲学格格不入,故此要设法禁之。

    不过,这对于柏格森思想的传播以及他的名誉并没有什么影响,也就在这一年他被选人法兰西科学院,成为尊贵的院士。

    本来,在这年秋天,他还要再去牛津讲演,但是他不能去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因后果,我们在《西方历史的故事》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战争对柏格森已经不陌生了,早在n岁时,他就从普法战争中领略了战争的苦难。只是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并不真能理解战争的含义。

    柏格森现在不再在法兰西学院搞讲座了,第二年又辞去了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主席的职务,甚至所有的学术活动都抛下了,专心致志地在战争中扮演起他的新角色来。他成为法国政府的外交家,主要使命是为法国寻求盟友。

    1916年,正在凡尔登大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法国政府派遣柏格森等人出使邻国西班牙,试图劝西班牙站到法国一边。法国政府之所以要毫无外交经验的柏格森出马,原因有二:一是柏格森乃当时欧洲最有名望的人之一,二是他有出色的口才和说服力。

    在马德里,柏格森使尽了浑身解数,摇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劝西班牙人站在唇齿相依的邻国法国一边。结果,西班牙人站到了法国一边。当然,这并非全是柏格森的功劳,毕竟他只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但这番经历已经足以证明柏格森完全能够当一名合格的外交家了。

    第二年,战争仍在继续,法国人处境维艰,他们还需要新的盟友。这次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试问,在这个时候还有比美国更有力量的盟友吗?要是能够将美国人拉到他们一边来,那就意味着战争将出现转机。

    这时候美国仍保持中立,两不相帮。柏格森及其外交代表团的使命就是促成美国政府改变立场,站到协约国一边来。

    柏格森在华盛顿待了几个月,他这次的任务更加艰巨。美国不像西班牙,不是法国的邻国,不会唇亡齿寒。还有,美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一举一动都关乎整个世界局势,自然要慎重行事,加之这时美国中立思想盛行,要他们立即改变这种旧立场,投人战争,谈何容易!

    不过,柏格森仍然是兢兢业业、不屈不挠地履行着他的使命,寻找一切机会劝服美国人,尤其是威尔逊总统。据说他曾两次与威尔逊总统彻夜长谈。不管是不是这两次长谈影响了威尔逊,反正结果我们知道了,美国人终于开始援助协约国,最后参战了。这是19174月的事。

    第二年,柏格森再次到达美国,这次是促使美国尽早派遣大规模军队来欧洲与德军进行地面作战。到这年4月,已经有三十余万美国士兵到达欧洲,到7月则达百万之众。

    有这样一支生力军参战,其结局可想而知。这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通过这次战争,柏格森赢得了外交家的美誉。

    战争刚结束,柏格森又出书了。1919年,他将以前写的一些评论和演讲稿汇集成书,书名叫《心力》。

    次年,他再次应邀去英国,在剑桥大学接受了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这时候的柏格森,其声名已经处在了巅峰,不但是著名的哲学家,亦是欧洲最著名的人士之一,能够与之比肩的只有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因此,国际联盟在1922年成立知识合作委员会时就力邀柏格森出任主席,委员中包括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如洛伦兹、朗之万、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等。

    这时候柏格森已经年过花甲,他在上一年已经正式从法兰西学院退休。不过柏格森退而不休,这年他出版了《绵延与同时性》,这本书主要是同爱因斯坦讨论相对论的意义和影响。我们知道,相对论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同时性问题。

    柏格森还准备写出更伟大的作品来,可惜的是命运来为难他了。

    1925年,他突然患病,全身瘫痪。

    这无疑是命运之神对柏格森的致命一击,不过命运之神并没有彻底抛弃柏格森,在另一方面眷顾了他,这就是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关于应该授予柏格森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提上日程了。这里面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柏格森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他与一般哲学家不同,他有着极好的文笔,其文学功底深厚,因此写出来的东西不但深刻,而且生动、优美。他的许多书甚至可以当成文学作品来读,就像叔本华、尼采或者弗洛伊德的作品一样。此外,柏格森的思想不但对当时的哲学家们影响极大,而且,他思想的许多方面,例如他强调直觉在认识中的意义,区别心理时间与空间时间,他所关注的生命冲动,等等,对他那个时代的作家、诗人与艺术家们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其中特别是意识流,这种现代派文学最主要的风格特征之一,更是深受柏格森思想的直接影响。那些著名作家,如柏格森妻子的表哥普鲁斯特、女作家维吉妮亚?沃尔夫、现代派文学奠基者之一卡夫卡,诗人如瓦莱里和艾略特,现代派艺术家如野兽派的马蒂斯,等等,从其创作都可看到柏格森思想的影响力。

    这里举个诗人瓦莱里的例子,他是后期象征派的代表之一。有人这样评论他的作品:

    瓦莱里在许多方面很像柏格森,他的诗词的主题思想就是意识的诞生或创造性的本质。他的目的就是对绵延进行直觉的理解。

    在瓦莱里的代表作品《海滨墓园》里,我们仿佛看得到时间那绵延的本质:

    “时间”的神殿,总括为一声长叹,

    我攀登,我适应这个纯粹的顶点,

    环顾大海,不出我视野的边际,

    作为我对神抵的最高的献供,

    茫茫里宁穆的闪光,直向高空,

    播送出一瞥凌驾乾坤的藐视。

    整个灵魂暴露给夏至的火把,

    我敢正视你,惊人的一片光华

    放出的公正,不怕你无情的利箭!

    我把你干干净净归还到原位,

    你来自鉴吧!……而这样送回光辉

    也就将玄秘招回了幽深的一半。

    不但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对文学家与艺术家们的创作影响深远,他自己也在许多著作中直接对文学、艺术的创作提出了大量独到的见解。例如在《创造进化论》里,柏格森指出,艺术家的创作是通过直觉来再现生命的冲动。他说,如果艺术家要再现生命的运动,必须“凭直觉的努力,打破空间设置在他和他的创作对象之间的界限”。这个思想在上面瓦莱里的诗歌里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至于他的《笑之研究》,则可以看做是一部深刻的文学思想论著。

    总之,柏格森的思想之于文学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当时就已经众所周知,他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众望所归。

    然而,这条获奖之路并不平坦。

    早在1912年,负责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就收到了对柏格森的推荐函,推荐者是一批英国的文学教授和作家。瑞典文学院随即组织了两名哲学家对柏格森的作品进行评审。此后两年,他们认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写出了有分量的评估报告,如果这样正常进行下去,柏格森也许在此后一两年就可获奖了。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诺贝尔文学奖1914年停止颁发。

    大战结束后,瑞典文学院又将此事提上了日程,并委托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登斯塔姆重新写出了一份报告。海登斯塔姆明确表示赞同当年授奖予柏格森。然而这一年,即19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柏格森的同胞,作家法朗士。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惯例,不会在连续两年甚至接近的几年内授予同一个国家的人,因此,1921年后的几年,柏格森获奖的事也就搁下来了。

    这一拖就拖了六年,直到1927年。这期间,替柏格森抱不平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联合起来,一致要求授奖予柏格森,其中包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楼铿。在这种情势之下,瑞典文学院便顺应潮流,将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柏格森。他的获奖原因之一是:“由于他那丰富而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以及表达的卓越技巧。”

    授奖仪式于192812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遗憾的是,这时候的柏格森已经瘫痪在床,不能亲往领奖,由法国驻瑞典大使代表柏格森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奖章和奖金。

    公使在仪式上宣读了柏格森的获奖致谢信,他说:

    19世纪,由于机械惊人的发明与进步,人们曾经信任机械的发明,认为根据物质方面各种结果的积聚,就可以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没有料到,经验已日益明显地表示,社会道德方面的改善并没有从社会物质设施的发展中自动产生。人类任意地增进物质水平,却不增进与物质并肩而立的精神生活,这可能会引起各种难以想像的危机。……

    现在,我举一个显著的实例:人们可能会期望借助于蒸汽和电力的应用来缩短距离,这自然地会影响到各国人民彼此道德上的接近。这在以前被相信为是正确的。但在今天看来,事实并非如此。世界各国人民的敌对状况依然存在,如果人类的精神在友爱方面不做出更大的努力,这种敌对状况势必继续恶化。正因为如此,让人类的精神互相沟通,是诺贝尔的国际主义性格与理想主义灵魂合而为一的“诺贝尔基金”创设的最崇高的理想。它蕴含了纯粹以知性的观点所拟出的完整的文明世界,以构成唯一的精神共和国。这就是“诺贝尔基金会”。

    柏格森在这里表达的思想可以简明地表示为: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人类该在这个方面下工夫了!

    此后的柏格森依旧是一个成天只能躺在床上的病人,但他还在默默地努力着。1932年,他出版了((道德与宗教的两种起源》。两年后又出版了《思想与运动》,这是一本论文集,它包括一篇早在1922年就写好了的长篇序言,约占全书篇幅的1/3,还有1903年后写成的几篇论文。这本书后来的英文名字叫《创造的心灵》。

    柏格森也许希望自己的作品会像从前一样引起轰动,然而,他的新作就像在湖面上投下一团柳絮般激不起涟漪。

    这一时期,柏格森的名字和思想在公众的言论中明显减少,与前一段的辉煌相比,确实沉寂了许多。

    柏格森最后的日子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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