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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 - 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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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故事:双料大师

    嗯C 2011-03-24 16:01

    第五章 双料大师

    杜威不但是杰出的哲学家,还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

    杜威全名约翰·杜威,父亲名阿奇博尔德?杜威,母亲叫卢西娜?里敕尔,里敕尔比丈夫小差不多20岁。杜威家族有比较清楚的血统,往上溯可以到达某位詹姆士?杜威,他17世纪上半叶从英格兰移民美国。据说他们更早的祖先可能是弗兰德斯人,是编织工,能够用草编织出各种精巧的玩意儿,因而得了“杜威”这个姓氏,其中的“威”就是草地的意思。

    阿奇博尔德本来是一个农民,后来他从乡村搬到了城里,开了间杂货铺。那时候美国几乎每个城镇里都有了公立图书馆,他是热心的读者。因此,他虽然没有受多少教育,但称得上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孩子们出生后,夫妻俩一开始就给他们以相当严格的家庭教育。

    我们要讲的杜威1859年出生于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柏林顿,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

    据说杜威小时候比较害羞,特别不善于与女孩子交往。后来,到了上学的年龄,杜威就与哥哥一样进了镇上的公立学校,在那里一直读到1875年中学毕业。

    不久,杜威进了就在他家附近的佛蒙特大学。这时候的佛蒙特大学成立不过十年多,规模很小,每年毕业的学生不过二十来个,而且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主要是一所农业与工业的专科学院。

    在大学里,杜威学习的科目很广泛,从古希腊文、拉丁文、历史等文科科目到解析几何、微积分、地理学、动物学等理科课程都要学习。杜威尤其对在动物学课上讲授的进化论感兴趣,并由此引发了他对哲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物种起源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哲学的思想。

    这种兴趣在他大学的最后一年变得更加强烈。

    这一年他的主要课程是哲学和当时属于哲学的心理学,杜威不但学习了有关课程,还阅读了大量哲学经典,其中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孔德和詹姆士,他们的影响将一直持续到杜威后来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杜威在大学里的成绩相当出色,特别在第四年,他的成绩更是冠绝同济,他也成为了由全美国的优秀大学毕业生组成的一个联谊会的成员。

    大学毕业时,杜威刚好20岁。经过一番努力,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城里找到了一个中学教师职位。杜威在这里当了两年老师,教过多种课程,如拉丁语、数学等,每月薪金约40美元。两年后,他回到了家乡柏林顿,一边在附近一所中学里教书,一边又得到了佛蒙特大学的托里教授的指导,开始比较专业地学习哲学,并设想将研究哲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这时候美国有一份由哈利斯任主编的哲学杂志叫《思辨哲学》,是当时美国少数具备自己特色的哲学期刊之一,杜威也是这份杂志的热心读者。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具有哲学方面的案赋,于是大着胆子将自己的一篇哲学论文寄给了哈利斯,并在信中要求哈利斯判断论文的作者是否能够成为专业的哲学研究者。

    不久,杜威接到了哈利斯的回信,信中明确地说:论文的作者具有出色的哲学见地与才华。哈利斯还在18824月的杂志上刊登了杜威寄去的文章,题目是《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设》。这是杜威关于哲学的学术处女作。

    哈利斯的行动无疑极大地鼓舞了杜威,令他决定从此专心研读哲学。不久,他又发表了另外两篇文章。他在这一年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要去读博士。

    杜威做出这个决定是受了三个人的推动,哈利斯、托里、他的伯母。读研究生是需要钱的,当时的杜威智慧与知识都不少,但就是钱少,他的伯母慷慨解囊,借给他500美元。那时候的500美元可不是小数目,比得上现在的5万美元呢!

    杜威进的是现在很有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不过那时候的约翰·霍普金斯还称不上著名,只是一所刚刚在六年之前成立的新学校,但是它在成立之初就有了卓有特色的研究生教育,该校也是美国最早建立研究生院的大学之一。

    杜威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历也很成功,不仅取得了好成绩,还交了许多优秀的朋友,如贾斯特罗和卡特尔,两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心理学家,当过美国心理学会会长,后者还曾是国际心理学大会主席,还有耶格,他后来成为了波多黎各总督。当然,杜威这时最好的朋友还是哥哥戴维斯,他的哥哥这时候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两人兄弟情深。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时候的校长是吉尔曼,他对学生们总是关怀备至,虽然杜威的性格有些固执,吉尔曼还是非常关心他。有一次他劝杜威不要将哲学作为毕业后的职业,因为哲学教师的职位非常少,那少数席位也通常由牧师把持。杜威既已下定决心终生研究哲学,就没有听从校长的教导。

    在这里对杜威产生更大影响的是莫里斯和霍里两位教授,他们都是杰出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其中莫里斯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些影响甚至表现在杜威的生活上。还在杜威上研究生时,莫里斯教授就把自己所教的一门本科哲学史课程交给了杜威,让他去上。第二年,又是莫里斯教授帮杜威获得了一笔奖学金,这时候杜威从伯母那儿借的500美元已经用光了,靠着这笔奖学金才使他可以继续读研而不要再借新债。

    1883年时,法国的《哲学杂志》刊登了杜威发表在《思辨哲学》上的第一篇文章的摘要,这是外国杂志第一次提到杜威的名字。

    1884年,杜威两年的研究生学业结束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康德的心理学》。

    但伴随博士学位而来的并非喜悦,而是危险——失业。就像吉尔曼校长当初所说,哲学教师的职位是很少的。这时候,又是莫里斯教授伸出了援助之手,向密歇根大学推荐了杜威,使杜威当上了那里的哲学讲师,年薪900美元,大约是他当中学教师时薪水的两倍。

    在密歇根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杜威就认识了一位在他未来生活中将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艾丽丝·奇普曼。

    奇普曼是密歇根州人,出身中等收人家庭,父亲曾是个木工,他连同他的妻子很早就抛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见上帝去了。因此奇普曼和她的妹妹很小就成了孤儿,她们是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照顾下长大的。奇普曼的外祖父是一个奇人,据说他精通某种印第安土语,是可怜的印第安人权利的坚定支持者。奇普曼曾经是密歇根大学学生,不过在杜威来时早已毕业,这时候是一名教师。杜威和奇普曼租住在同一座公寓,这是那种专为单身男女提供食宿的公寓,因此,他们很容易就相识了。奇普曼比杜威大几个月,但这并没有限制他们的相识与相爱。

    1885年,杜威发表了《教育与妇女健康》,这是杜威第一篇关于教育的论文,也是杜感一个重要的开始,标志着他这时候已经将很多注意力放到了教育上。我们要知道,除了哲学家这个身份外,杜威还是一个教育家呢,而且他在美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殊不亚于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年,杜威与奇普曼结婚了。下一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阿奇博尔德。

    同年,杜威出版了《心理学》,这是他的第一本专著。这本书引起了不错的反响,他在学术界迅速崭露头角。1888年,在密歇根大学待了四年之后,他接到了明尼苏达大学请他担任教授的聘书。

    杜威去了,但只去了一年。第二年,他的恩师,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莫里斯教授去世了,密歇根大学向杜威发出了邀请,请他接替莫里斯的教席并担任哲学系系主任。

    于是,杜威又回到了密歇根大学。他不但接替了莫里斯的教席,还住进了他的房子:教授好客的家人一向很喜欢杜威,即使莫里斯教授已经辞世了,他们对杜威的好感仍一如既往,他们请杜威住到了自己家里。

    就在这一年,杜威出版了另一本著作《应用心理学:教育原理和实际引论》。不难看出,杜威已经将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教育学。的确如此,这时候的杜威已经越来越关注教育问题了,如果不说超出对哲学问题的关注,至少也等量齐观。

    为了表达对莫里斯教授的深切怀念,1893年,杜威给他的第三个孩子取名叫莫里斯。对了,杜威夫妇称得上是一对高产夫妇,他们一共生了6个孩子。这第三个孩子据说是他们所有孩子中最聪慧的一个。1895年前后,他们夫妇曾去欧洲度假,这时候才两岁半的莫里斯的智慧与气质给同船的旅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分别时,一个旅客说了这样的话:“假如那个男孩儿能够长大成人,世界上将会有一种新的宗教。”

    然而,上帝不能容忍一个能创造一种新宗教的人长大来威胁他。不久,在意大利旅行时,小莫里斯患上了白喉,这种致命的儿童疾病迅即夺去了他幼小的生命。这个孩子的夭折令杜威夫妇痛苦得发狂,可以说,他们此后的一生都没有完全从这次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1893年时,杜威在《教育评论》上发表了《中学的伦理学教学》。

    第二年,杜威接到了一个重要的邀请:芝加哥大学请他出任由哲学、教育与心理学三科结合而成的一个系的系主任。这个职位比密歇根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更富有吸引力,它简直是专为杜威设立的!

    这时候,芝加哥大学还是一所成立不久的新学校,各种思想与教育模式都在这里百花齐放,这样的环境对一直思虑着如何进行教育革新的杜威无疑具有最大的吸引力。因此,杜威来到了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之所以邀请现在还算不上功成名就的杜威出任这个重要的职位,原因之一是塔夫茨的鼎力推荐。塔夫茨原来是杜威的同事。在杜威于1888年离开密歇根大学去明尼苏达大学时,密歇根大学聘请了霍夫担任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后来,当杜威应邀回到密歇根大学时,他在明尼苏达大学的位子空了,于是明尼苏达大学便邀请霍夫去接替杜威的职位。这样,原来霍夫在密歇根大学的职位又空了,于是乎密歇根大学便聘请了塔夫茨来接替霍夫的职位。这个塔夫茨是从柏林大学回来的,他在那里学习并将文德尔班的著名的《哲学史》由德语翻译成英语,译得非常出色,一下子使他在美国学术界有了不小的名气。塔夫茨到密歇根大学后,与杜威相处得非常好,他们不但是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芝加哥大学建校后,塔夫茨被聘请到那里任职,他又向芝加哥大学推荐了杜威。就在塔夫茨离开密歇根大学时,校方又聘请了两个人来补他留下的空缺,其中一个就是米德。这个人在社会心理学界可是大名鼎鼎。他在与杜威共事时也成了杜威很好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米德逝世。

    1894年来到芝加哥大学后,杜威将他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教育科学中去。杜威一方面通过对自己几个孩子的细心观察,了解到了人类童年智力与性格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对当时的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教育方式的深人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时的早期教育方式与儿童的心理发展不符。怎么办呢?杜威没有止于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文章进行批评或者向当局提出几条建议,他要建立一所学校,依照他倡导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

    这所学校在18%年建立起来了,它的正式名称是“实验学校”,不过它一般被大家称为“杜威学校”。建立一所新学校需要不少经费,杜威当然没这么多钱,他便通过四处讲演来筹集资金。为此,杜威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多场讲演,后来这些讲演文稿被合并成为一本书,名叫《学校与社会》,这是杜威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被翻译成了十多种文字。至于芝加哥大学,它并没有如我们想像的那样给了他很多帮助,校方只是答应为实验学校的教师子女每人免除100美元学费,如此而已。

    在这所学校里,杜威根据自己的理论,对传统美国学校的课程设置、教育方法与组织形式等都进行了重大改革,而且得到了学生家长的赞同,他们甚至听从杜威的劝告,亲自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使杜威迅速成为全美最受人瞩目的教育家。

    杜威之所以取得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杜威具有十分迷人的性格,为人坦率、忠诚、无私,极具奉献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因此他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杜威自己也承认从朋友那里得到的益处比从阅读中得到的更大。我们这里只介绍杜威朋友中的两位,即埃拉·扬和简·亚当斯两位女士。

    埃拉·扬是美国教育界的名人,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她曾是杜威的学生,190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工作后一开始是普通老师,由于成绩出众,受人欢迎,被任命为督学,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城市中担任这个教育系统高级职务的女性,她又于1910年当选为全美教育协会主席,不用说,是这个大机构的第一位女主席。扬对于教育的意见归结起来是:教师应该同时关心学生之智与德的成长。智的方面就是要因材施教;德的方面则是既要尊重学生独立的个性,又要注意对之进行适当的道德培养。埃拉?扬当督学时,坚决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贯彻她的这个理念,这与杜威产生了共鸣。

    简·亚当斯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之一,曾建立了芝加哥社会福利中心,她做的最有影响的事是建造了所谓的 “赫尔住宅”。“赫尔住宅”是一种全新的住宅社区,主要特征是这里不像美国大部分城市那样要人们按种族与财富分区居住,如富人区、贫民区、黑人区、白人区等等,在同一个“赫尔住宅”区里,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和谐共处。杜威经常去“赫尔住宅”访问,深受感动。他与简·亚当斯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简·亚当斯因为这些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获得了193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1897年时,杜威发表了《我的教育信条》,它与以前发表的《学校与社会》一样,都是杜威的教育学名著。

    1899年,杜威担任了美国心理学会会长,第二年还成了大型学术丛书《初等学校纪事》的编辑。

    1902年,杜威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两年后又被授予威斯康星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在芝加哥大学建校十周年庆典之际,学校出版了能够代表学校各个系最优秀成果的各种著作,其中一本是杜威和其他七个同事合著的论文集《逻辑理论研究》,这本书在当时的哲学界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实用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詹姆士欢呼:它标志着哲学中一个新的流派——芝加哥学派——的诞生。

    然而,这一切成绩并不说明杜威在芝加哥大学的日子好过,事实上,他这时候与校方的关系已濒临破裂。

    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是哈拍,他与杜威的关系自杜威建立实验学校后就开始紧张起来,两人冲突的焦点在于对实验学校的管理上。实验学校是由杜威一手建立的,芝大并没有直接投人一分钱,但名义上它仍属于芝加哥大学,大学校长对之有管理权。所谓多了躺公打烂船,这对实验学校并不是好事。不过,在开始阶段,他们之间的冲突还不明显,两人矛盾的激化始于学校合并事件。

    原来,在芝加哥大学建立时,芝加哥还有一所芝加哥学院,它是一所师范学校,另有一所附属小学。芝加哥学院是由弗兰西斯?帕克建立的,他建立这所学院的目的之一是避免教育受到政治的干扰。1901年,帕克的学院并人了芝加哥大学,成为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的实习学校。一次,当杜威应邀外出进行短期讲学时,发生了一件大事:芝加哥大学的校长竟然同意将杜威的实验学校与由芝加哥学院演变而来的实习学校合并。更可气的是,校长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时甚至没有同杜威商量。

    不用说,这样做是对杜威的极不尊重。不仅如此,校方宣布两校合并之后,既没有表明要在合并后的学校中仍坚持原来实验学校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教学模式,也没有对实验学校的老师们做出一个交代,这些老师中的许多人是基于奉献精神而在这里任教的,实验学校并没有给他们应得的报酬。因此,这种合并实际上是表明芝加哥大学已经抛弃杜威和他的实验学校了。

    这事传开后,芝加哥大学受到广泛的谴责,实验学校学生的家长们与教师们甚至组成了一个教师联谊会,联合起来向大学提出强烈抗议,他们还筹集了一笔资金以保证实验学校能够继续运作。全美各地的大批教育工作者也纷纷向芝加哥大学提出了抗议。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合并最终还是实施了。不过,校方让了一步,合并后的学校归杜威当院长的教育学院领导。但这只是他们的权宜之计,他们仍然明显地表达了对杜威及他的实验学校的不屑。

    在这种情况下,杜威脸皮再厚也待不下去了。他向校方提出了辞呈。这是1904年的事。埃拉?扬这时候已经是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也同时辞职。

    由于杜威是在紧急情况下被迫辞职的,并没有预先找好退路,他顿时成了失业者。这时候,杜威夫妇已经生了6个孩子,除了夭折的莫里斯,还有5个,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诚然不是容易的事,杜威只得向他的两个老朋友求救,一个是威廉?詹姆士,著名心理学家与哲学家,另一个是卡特尔,以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同学和好友,卡特尔现在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了。

    不久,经卡特尔的鼎力推荐,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发出了聘书,聘他为哲学教授,同时,他还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兼差讲课,好多挣些美元。

    为了缓解一下芝加哥大学的事带来的烦恼,杜威带全家再次去欧洲旅行度假。杜威夫妇和5个孩子一共7人登上了去欧洲的轮船。然而,就像上次去欧洲一样,他们这次又受到了沉重一击:年仅8岁的戈登在轮船上患了可怕的伤寒,死了。

    再次失去爱子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尤其是杜威夫人,她从此几乎失去了活力。然而,生活还得继续。他们商量的结果,杜威夫人继续带着其余4个孩子在欧洲旅行并一路教他们学习外语,杜威则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讲课。

    次年6月,杜威又到了欧洲,与家人在威尼斯会面。这次他们有了一个意外之喜。他们遇到了一个叫萨拜诺的意大利男孩儿,年龄与死去的戈登差不多,他是个苦孩子,又穷又病,但他并没有被这一切压倒,就像石头下的小草一样顽强地生长着,快乐而勇敢。杜威夫妇怀着爱心收养了小萨拜诺。后来,在杜威家长大的他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时候的杜威已经是名闻全国的著名教育家、哲学家与心理学家了,他以前担任过美国心理学学会会长,1905年时又当上了美国哲学学会会长。他到处发表演讲,这些演讲稿后来大部分被扩展成书,他的许多名作都是这么来的。

    我们将杜威此后出版的一些重要著作陈列如下:

    1908年时,杜威与好朋友塔夫茨合著的((伦理学》出版。

    1905年,杜威与他的女儿伊夫琳合著的《明日之学校》出版。

    1916年,《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

    1920年,《哲学的改造》出版。

    1922年,《人性与行为》出版。

    1925年,《经验与自然》出版。

    1931年,《哲学与文明》和《从教育混乱中寻找出路》出版。

    1935年,《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出版。

    1939年,《自由与文化》出版。

    1948年,《人的问题》出版。

    1952年,杜威发表了《<教育资源的使用>一书的引言》,这是他最后的作品。

    杜威一生共出版了三十余本著作,发表了近千篇文章。

    由上可见,杜威是一个多产的作家,这个”多”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数量多,二是所涉及的领域多。这两方面我们从上面提过的书名就看得出来,它们包括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等许多方面,而且在每一方面杜威都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有着深刻的研究。

    由于杜威的卓越成就,他获得过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这些学校包括母校佛蒙特大学、密歇根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巴黎大学、北京大学、奥斯陆大学,等等。

    杜威还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是美国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之一。他崇尚民主与团结的力量,参与创建了许多社团,如1905年时他创立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并成为首任主席,1916年他在纽约创立了第一个教师联合会,1928年他担任了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名誉会长。杜威甚至积极参加政治运动,1924年曾积极投身到拉福莱特运动中去。

    所谓拉福莱特运动,就是由拉福莱特所领导的运动。当时,很多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政坛长期由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轮流把持的现象不满,希望出现一股新生力量能够在美国的政治天空中吹进一股新鲜空气。于是,由拉福莱特领导的进步党应运而生。拉福莱特是美国著名政治家,曾担任过威斯康星州长和参议员,但他的政治主张既不同于民主党,又不同于共和党。1924年时他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独立竞选美国总统,他赢得了多达17%的选票,在一直由民主党与共和党把持天下的美国,这确是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不过这次竞选运动也耗尽了拉福莱特的所有精力,使他油尽灯干,不久就去世了,他领导的运动也就寿终正寝。

    杜威还长期参加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虽然美国一向自称是最大的民主国家,然而其民主一直是有限的,有两类人很少享受民主的阳光:一是黑人,二是妇女。美国建国之后这两类人一直没有选举权。关于黑人的选举权问题及由之引发的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我们在《现代西方历史的故事》中已经做过比较详细的记述,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妇女获得选举权则要早一些,正是通过杜威等人的努力,美国的妇女们在1920年时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获得了选举权。当然,这里的妇女也仅仅指白人妇女,至于黑人妇女,那时连黑人男人都没有选举权,逞论黑人女人了!

    杜威还搞过国会的院外活动。所谓院外活动,指的是在美国,国会拥有立法大权,而通过什么样的立法是由参众两院的议员们投票决定的,因此在美国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游说集团,他们为了某些利益或目标而游说议员们投票同意或否决某些法律提案。当然,他们所做的只能是游说,也就是说向议员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决不能送钱送物,否则就是行贿了。杜威在1929年时曾经担任过”人民院外活动集团”的主席。不过,杜威搞院外活动不是为了某种特殊利益,而是为了美国大众。

    现在我们要讲杜威的一段比较特殊但很有影响的经历,这就是他在国外的讲学活动,这些活动使杜威成了当时全世界最知名的教育家,受到举世尊崇。

    杜威在国外讲学是从日本开始的。当杜威还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时,他认识了一个叫小野的日本人,当时小野是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小野学成归国后,在日本一家银行当了高层管理人员,他与杜威一直保持联系。后来,杜威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时,刚好小野也在纽约做生意,他们又像从前一样经常来往了。小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与日本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位教授一起,邀请杜威在1918年开始的为期一年的学术假期期间去东京帝国大学讲学。杜威答应了。

    于是,1918年冬,杜威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一段时间,然后动身前往遥远的东方。到达日本后,杜威一边在东京帝国大学讲学,一边考察日本文化。日本这时候的军国主义气氛已经很浓厚了,日本男人都想着当兵打仗,甚至在大学里也不例外。

    杜威到达日本的消息也传到了中国。于是,杜威在中国的一111

    学生们,其中包括蒋梦麟,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特意到日本去看望杜威,并盛情邀请杜威来中国讲学。由于这次中国之旅的时间预计比较长,杜威事先向哥伦比亚大学请长假,得到了批准。

    1919430,杜威夫妇携女儿罗西一行抵达了上海。

    这时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几天。杜威到中国不久,深切地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城市里到处是演讲、游行的学生,他们要求国家的独立,要求民主与自由,要求惩办卖国贼,要求当局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后来,不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连商人也罢市了,“五四”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杜威就这段时间的见闻写信给在美国的女儿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共和政体,是一个笑话……但是,从某些方面说来,他们却比我们有更多的民主。撤开妇女不说,他们有完全的社会平等。而且,一方面,立法机关完全莫名其妙,但是另一方面,当舆论像目前这样真正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却有显著的影响。

    为了迎接杜威讲学,中国有关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对于这时的中国学子们来说,杜威比任何总统都重要,他们希冀他能够启迪尚处于落后与黑暗之中的中国人的思想。早在杜威来华之前,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就在北京做了四次关于杜威所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讲演。后来这几次讲演也被编辑成书出版。

    杜威原来准备在中国待一年。但不久,他就感觉对中国有种割舍不断的感情,于是待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待了两年又两个月。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共做了58场讲演,其中在北京做的5次讲演最有名,被称为“五大讲演”,内容都被详细记录下来了,在当时的大报上全文发表,不久还出了书并畅销一时,杜威离开中国时,这本书已经加印了10次,后来还在加印。

    每次讲演前,杜威总是先仔细准备讲演稿,把提纲用打字机打出来,并再打一份副稿,将之交给自己讲演的口译者,让他事先熟悉讲演的内容,并想好如何用恰当的汉语表达出来。讲演时也有专门的记录人员记录。讲演之后,杜威又把提纲交给这些记录人员,以便他们能够与记录核对。多年以后,胡适回忆说:

    经过了四十年,我最近重读了大部分他那些讲演的中文译稿,我还能感觉到这位大思想家和导师的生气勃勃的风姿和真诚。他在课堂上或者在听讲的广大听众面前总是字斟句酌。

    19217月,杜威离开了中国。对于这两年多的中国之,由杜威女儿所写并在他生前出版的《杜威传》中有这样的话:

    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具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

    那么,杜威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影响呢?至少杜威在中国前后的那段时间是有的。192210月,当时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山东济南开会,讨论要彻底修改全国的学制和课程。在这年通过的关于新学制计划的第四条中写道:“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在组织学制时,应特别注意儿童的个性和资质。因此,中等和高等教育应采取选修科目制度,而且,在所有初等学校中,分级和升级都应采取灵活的原则。”

    从这段话中不难发现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而且,在那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由杜威的中国弟子所办的实验学校,例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被命名为“杜威学校”。

    回到美国后,杜威于1923年参加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美国哲学学会年会,并做了重要演讲。随后,还在这一年,他应邀再次出国讲学。这次是去土耳其。两年后他又去了与美国山水相连的墨西哥。这样的远行使他深深感觉到,无论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要想变革,首先必须发展教育,这是一种保证。

    1927年,杜威遭遇了一生中第三个大不幸:与他相濡以沫四十一年的夫人去世了。

    次年,杜威又踏上了出国的旅途,这次是去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杜威是作为美国教育家访问团的成员去的。杜威一开始对苏联的社会模式表示了肯定,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与这里的人民和平共处,这使某些保守的美国人将他描述成布尔什维克或者赤色分子。不过,杜威回国后,收到了一些报告,对苏联官方的一些所为深表失望。

    1930年,已经71岁高龄的杜威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了。但杜威只是不再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他并没有真的退隐江湖,他一如既往地投身于社会活动中,其中包括担任“控诉莫斯科对托洛茨基审判的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声援罗素,还编了一本书,名字就叫《罗素案件》。

    人过80岁,对常人来说已经半截身子人土了,但我们的传主可不是常人,他是了不起的杜威,不但大脑发达,四肢同样健壮,他还要做一件令人膛目结舌的大事。

    自从妻子去世后,杜威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与他的孩子住在一起。但到1946年,已经87岁高龄的杜威却宣布要结婚了,对象是比他足足小45岁的罗贝塔女士。杜威很早以前就认识了罗贝塔的父母,那时候罗贝塔女士还没出世呢。

    以杜威这样的年龄,虽然能够结婚,但生孩子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们在结婚的第二年收养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是比利时的战争孤儿。

    杜威逝世于19525月,享年93岁。

    杜威是美国现代史上卓有影响的人物,对杜威的成就与影响,威廉?克伯屈在他的《回忆杜威和他的影响》中如是说:

    就杜威在哲学史上的相应地位来说,我把他放在仅次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位置上。至于他在教育学史上的地位,依我看来,他是世界上还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人物。说到他对当代教育的影响,我把他同威廉?詹姆士、弗兰西斯?W.帕克和爱德华?L.桑戴克放在一起——他们已最有效地帮助了我们现在的美国教育思想的形成。

    《美国百科全书》中的”杜威”条目如是说:

    毋庸置疑,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教育家,无论在国内或者国际上都是如此。对某些敬仰他的人而言,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但他最伟大的贡献,可能是坚持哲学真正的功能是解决人类的问题,且亲自证明其可能性。杜威一直保持他作为一个严格的反对党之基本立场,他亦从未停止为世界所有地方的人类争取更好命运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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