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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 - 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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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故事:维也纳学派及其双杰

    嗯C 2011-03-24 16:08

    第九章 维也纳学派及其双杰

    维也纳学派打下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半壁江山。

    这一章我们要讲的内容比较特殊,我们不但要讲具体的人,还要讲学派。

    这个学派就是维也纳学派。

    维也纳学派的名字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不过,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它的地位十分显赫,可以说,没有维也纳学派的努力,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英美哲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模样。

    我们只要从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知道:现代西方哲学大体上分成两大块,英美一块,欧洲大陆一块,其中英美一块又以分析哲学为主体,而分析哲学的主体则应当是维也纳学派的思想。

    维也纳学派被公认为是整个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就如《美国百科全书》所言:“与20世纪的任何其他学派的思想相比,这个学派的影响也许是最为持久的。”它的理论虽然自学派诞生以来有了不少的改变,然而基本思想“却依旧保持其权威地位,是今日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

    不过这还不是我要在这两章里专门讲述维也纳学派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希望通过对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思想——批判形而上学——的分析来使大家对何谓哲学这个基本的问题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石里克和维也纳学派】聽我们首先讲维也纳学派的源头,再讲石里克和维也纳学派的发展。

    维也纳是闻名世界的音乐之都,那里还有一所大学也是非常有名的,那就是维也纳大学。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建校于14世纪,现在仍然属于欧洲最好的大学之列,其医学院曾培养出弗洛伊德这样的学者,它的人文学科也很有名,维也纳学派就诞生在这里。

    1895年时,维也纳大学设立了一个归纳科学与哲学讲座,从这个讲座的名字我们不难看出它是一个兼具科学与哲学特色的讲座,这就注定了主持这个讲座的人将不是传统的纯哲学家,当然也不是纯科学家,而应当是具有科学修养的哲学家,或者是具有哲学修养的科学家。讲座之所以有这个特点,是因为这个讲席本来是为马赫特设的。

    马赫这个名字大家都听说过吧,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在生理学、声学、光学、力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还是相对论的思想先驱之一。为什么维也纳大学要为马赫设立这个讲座呢?原来,马赫早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后来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他又十分重视哲学研究,并在哲学上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哲学观点主要是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于感觉经验,并认为自然科学的一切原理,除非能够从经验上得到证明,否则不能成立。我们以后会知道,这也正是后来维也纳学派的主要观点之一。为了使马赫回到母校任教,1895年维也纳大学特地为马赫设立了这个兼具科学与哲学特色的讲座。

    马赫在这个教授席位一直工作到1901年。此后,又由波尔兹曼、施特尔等人主持讲座,他们也都是兼具科学与哲学修为的人。这样,维也纳大学形成了将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传统。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922年。这年,石里克应邀主持这个讲座。

    在继续讲维也纳学派之前,我先来讲讲石里克。

    石里克18824月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本来是个贵族,但具有自由思想的父亲反对贵族等级制,于是主动放弃了贵族称号。他的父亲是个有才干的人,后来成了一个颇有成就的企业家。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石里克从小就生活在精神自由、物质富裕的环境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并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

    18岁时,石里克中学毕业,成绩优异。他决定以游学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先进人了海德堡大学物理系,因为他觉得物理学是所有学科中最为清晰而严密的学科,能够揭示自然界最普遍的法则。不过他并没有将目光只局限在这一学科,而是广泛涉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如美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具备了远非一般大学生所能及的知识基础。以后,石里克又在瑞士的洛桑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等校学习。1904年,他在本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普朗克的指导下写出了《论光在不同介质中的反射》这篇具有独创性的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学位。

    1008年石里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这是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小册子,叫《生活的智慧》,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人性的赞美和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其中有这样的话:

    无论何处,只要见到一个人,我们就应当感到如同突然见到恋人那样愉快;只要听到“人”这个字眼儿,就应当引起最和睦友爱的联想。

    同时,石里克也在进行哲学研究。1910年,他应聘到罗斯托克大学担任哲学讲师,他就职演说的题目是《从现代逻辑学看真理的性质》。身为哲学家的石里克依然十分关注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进展,他与当时许多最著名的科学家,例如伟大的物理学家普朗克、爱因斯坦,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等都保持着联系。

    这时候,石里克最关注的科学理论是相对论,他不但从科学的角度欣赏相对论,而且敏锐地意识到相对论对人类的哲学视野可能产生重大影响。1915年时,他写出了《相对论原理的哲学意义》,两年后又写了《当代物理学的空间与时间》。

    石里克的著作得到了爱因斯坦本人的赞赏,他甚至写信给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波恩,希望能帮助石里克得到哲学教授的席位。

    1918年,石里克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普通认识论》。这本书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哲学产生的影响,该书的出版甚至被称为标志一种新哲学的诞生。在这本书中,石里克的基本观点就是既反对康德的先验哲学,否认先验综合判断之类的存在,又反对马赫将一切实在归结为感觉经验的哲学观,他认为在感觉之外还有独立于人类这些观察活动的物理客体。不过,总的来说石里克的思想仍然属于经验主义,强调经验是一切知识之基础。

    《普通认识论》的出版使石里克声名鹊起,成为当时最有威望的哲学家之一。1920年,他终于得到了教授职位,地点是基尔大学。

    又两年后,1922年,石里克来到了更加著名的维也纳大学,担任归纳科学与哲学讲座的教授。

    由石里克来继任这个职位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我们前面说过,这个讲座兼具科学与哲学的特色,因而主持这个讲座的人也必须同时在这两方面修养深厚,这样的人并不多,而石里克就是这少数人之一,就如他后来的高足费格尔所言:“石里克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他在哲学史和科学史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

    同年,石里克还应邀在莱比锡召开的德国科学家与物理学家协会一百周年大会上做了演讲。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本来是爱因斯坦,只是因为爱因斯坦临时有事,改由他人代读论文,论述相对论的物理学意义,第二个发言的就是石里克,他演讲的内容是阐述相对论的哲学意义。

    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对石里克的一生以及维也纳学派的诞生都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在维也纳大学,或者说是整个维也纳,都有这样一种风气:某些志同道合的人们总爱定期在某处聚会,一般是每周一次,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也生活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他就在整整七年里,每个星期三都与他的一批支持者在他的家里讨论精神分析问题。这时候维也纳已经有一群哲学爱好者在聚会了,他们大都不是专业的哲学家,而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数学家等等,他们每逢周四都会聚集在某家咖啡馆,讨论的中心内容之一是如何将当时飞速发展的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

    石里克来到维也纳后,自然也加人了这些讨论者之列。在极尊重知识的德国与奥地利,大学教授得到人们高度的尊敬,其社会地位几乎超过任何其他职业者,包括官僚与贵族。由于这时候石里克已经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了,是伟大的马赫讲席的继任者,而且谦虚谨慎,待人友好,石里克迅速成为讨论者的中心。

    这时候聚集在石里克身边的都有一些什么人呢?我们列举其中最重要的四位,分别是魏斯曼、纽拉特、费格尔、克拉夫特。首先是魏斯曼,他是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他将成为石里克的助手,是与石里克关系最密切的人。

    还有纽拉特,他是维也纳学派中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维也纳学派另一位重要人物费格尔是这样描绘他的:

    纽拉特是一个十分博学的人,特别在历史和社会科学方面。他也是维也纳学派实证主义观点的有力宣传者。他身材魁伟,精力充沛,事李业心很强,富于组织才能。他还非常机智,善于在讨论和辩论中采用最锐利的辩证方法。

    纽拉特是土生土长的维也纳人,曾就学于维也纳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在维也纳商学院执教,又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职。后来他回到维也纳,认识石里克后立即加人了他的圈子,成为其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他还毕生致力于国际科学统一化的运动。

    费格尔是维也纳学派最早的成员之一,他一开始时读的是工业化学,因为受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转攻物理学,后来又读了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等著作,兴趣转向哲学。1922年,他到维也纳大学跟从石里克学习哲学,这年他写出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哲学意义》。1924年,正是他与魏斯曼一起倡议,以石里克为中心在每周星期四晚上举行讨论会。1929年时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物理学中的理论与经验》,受到爱因斯坦的称赞。

    克拉夫特就年纪而言是维也纳学派中的老大哥了。他生于1880年,比石里克还大两岁,也是维也纳人,1899年进人维也纳大学,1903年以《外部世界的问题》获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在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工作,1914年他成为维也纳大学讲师,不过直到1925年才当上助理教授。他是维也纳学派最忠诚的支持者,一生都在宣讲维也纳学派的理念。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成员——洪谦教授。他是石里克的学生,也频繁地参与了他们的讨论,成为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成员。克拉夫特在他的《维也纳学派》中写道:“洪谦博士,同样是维也纳学派的一个成员,现在是北平大学(即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以前在中国武昌的武汉大学。”虽然洪谦并不是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但毕竟是正式成员,在现代中国的所有哲学家中,他是唯一一个具有如此地位,或者说如此履历的人物。又因为洪谦教授乃是我直系的师祖,我也算得上是维也纳学派的嫡传呢,真是与有荣焉!

    比这几个人更重要的是卡尔纳普。?实际上,如果讲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他才是维也纳学派中最著名、最重要的人物,堪称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因此,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讲述他的生平事迹。

    此外,还有另一个人物哥德尔也积极参加了维也纳学派的活动,不过由于他根本不是哲学家,因而不能算是维也纳学派的正式成员。哥德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与数学家之一,提出了著名的“哥德尔证明”,即证明在任何一个严格的数学系统中,必定有以本系统内的公理不能证明其成立或不成立的命题。他的这个证明彻底击垮了任何试图为数学建立严格的逻辑基础的企图——这其中就包括罗素的企图,罗素在撰写《数学原理》时正是出于这样的企图。

    1924年时,由魏斯曼和费格尔倡议,石里克的星期四小组讨论会正式固定下来了,当然以石里克为中心,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维也纳小组”了。这个小组的影响迅速扩大。

    正是在这一年,小组来了一个重要的成员——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比石里克小11岁,他卓越的才华令石里克感叹不已,于是,石里克虽然年长位尊,但对卡尔纳普十分尊重,他诚恳地邀请卡尔纳普来维也纳大学给他的小组成员们讲解他的思想。当时卡尔纳普还根本称不上是名人,石里克这种礼贤下士、诚恳待人的态度令卡尔纳普感动不已,他立即参加了小组的活动。卡尔纳普后来是这样评价这个小组的:

    维也纳小组的特点是,讨论时采取坦率的非独断主义的态度。每个成员都乐于不断地让别人或自己重新检验他的观点。大家本着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精神从事研究。我们的共同目的是齐心协力澄清和洞悉各种问题。

    我认为,在小组的讨论中这种志趣相投的气氛之所以能够形成,首先当归功于石里克的那种自始至终的善良、宽容和谦逊的品格。

    1925年,卡尔纳普在维也纳大学大学讲学,第二年就正式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员工,也成了维也纳小组的核心成员。

    这时候维也纳小组的影响已经很大,而且人们已经将这群志趣相投、思想新颖的哲学家当作一个团体来看待。在这种背景之下,他们决定正式成立一个组织来系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主要是性格活跃、爱干这类事儿的纽拉特的主意。他认为尽管当时有维也纳哲学学会,但这是一个传统的哲学学会,是崇尚形而上学的学会,与他们反形而上学的立场——这也是维也纳学派最主要的立场——迥异,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一个适合于表达他们自己的哲学观念的组织。

    1928年,这个组织成立了,就是“马赫学会”,由石里克任主席。之所以命名为“马赫学会”,一是因为他们的观念与马赫有相通之处,马赫可以说是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先驱,二是因为现在石里克所担任的讲座教授之职以前就是为马赫所设立。

    第二年出现了一个变数。这年波恩大学想聘请石里克担任教授,它所出的优厚待遇令石里克有些心动,但他还没有答复时就应邀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石里克在美期间由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主持学会工作。这年年底,他们得到了石里克的消息——他决定不去波恩,终身留在维也纳。

    石里克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这时候维也纳学派的事业正方兴未艾,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损失太大,二是在维也纳大学这几年里,他深深感受到这里良好的学术气氛,对于一个学者,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

    石里克的决定让他维也纳的同志们兴高采烈,他们决定好好表现一下,一来感谢石里克,二来正式宣传他们的学术理念,形成真正的学术流派。

    这样的结果就是《维也纳学派:科学的世界观》的诞生。这本书由卡尔纳普、纽拉特等起草,题献给石里克,在序言中说明是为了“作为对他回到维也纳所表示的感激与喜悦”。

    这本书也是维也纳学派成立的宣言书。从此,一个新的学派——维也纳学派——在欧洲哲学界诞生了,这颇有点儿像中国武侠小说里某位武林高手的开宗立派,以这种方式成立学派在西方哲学史上仿佛是前不见古人,后也难见来者呢!

    1930年,在牛津大学举行了第七次国际哲学大会,维也纳学派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国际哲学舞台。大会上,石里克做了题为《哲学之未来》的报告,其中有这样的话:

    一个哲学家如果除了哲学以外别的什么也不知道,那么,他就如同一把既没有刀刃又没有刀柄的刀。现今一个哲学教授往往不能把任何事情搞得更清楚些,这就意味着他并没有做哲学工作,他只不过谈谈哲学或者写一本有关哲学的书而已。这种情况在将来是不可能发生的。将来的哲学工作的结果不是写出更多的哲学书籍来,但是所有的书将以哲学的方式来写。

    同年,维也纳学派又有了一件好事,他们接管了维也纳的《哲学年鉴》,并将之改名为《认识》,成为了维也纳学派的重要刊物。此前,马赫学会又编辑了一本专题文集《恩斯特?马赫学会出版物》,后来纽拉特又主编了《统一科学》丛书,石里克主编了《科学的世界观点》丛书,它们都对维也纳学派思想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1934年,石里克又出席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整体性问题的论文。

    除了参加这些内容广泛的国际哲学大会外,维也纳学派这时候还在筹备自己的专业学术性国际会议。这时候维也纳学派的国际影响已经很大了,甚至有维也纳学派的分支,例如布拉格。这时候卡尔纳普已经到了布拉格,在那里的德意志大学自然科学部主持自然哲学讲座。虽然他的离去给维也纳的同志们造成了很大损失,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未始不是好事,因为在布拉格,卡尔纳普并没有丢下维也纳学派,而是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同志,在布拉格建立了维也纳学派的分支。此时,在其它地方,例如哥本哈根、芝加哥、伦敦、华沙甚至开罗,都有支持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这样的结果就是1935年在巴黎索尔本召开的国际科学哲学大会。这次会议得到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国家科学研究所的支持与赞助,有二十多个国家的170位代表出席,其中包括罗素,他还致了开幕词。

    这次大会是维也纳学派兴盛的标志。这时候维也纳学派无疑已经是欧洲最为流行、得到最广泛支持的哲学流派。大会还决定支持纽拉特的一个庞大计划,出版统一科学的国际科学百科全书。这套庞大的百科全书名为《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于1938年开始出版。

    1936年,第二届国际统一科学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参加会议的约有一百人,伟大的物理学家N.波尔致开幕词。此后三年,统一科学国际大会分别在索尔本、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大学举行。直到1939年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大会才停止召开。

    写到这里,我要回过头去讲述一件事,这件事对于石里克和整个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形成都有莫大的影响,这就是石里克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

    1921年,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发表了,第二年又以英德对照的形式单独出版。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一看到它,立即像触了电一样,简直视若圣书。从1924年起的三年里,这本书一直是他们讨论的中心与主题,他们先逐字逐句地朗诵《逻辑哲学论》,再逐字逐句地讨论。平常不讨论时,他们也几乎人手一册,对每个字每个词都细细品味。

    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感到《逻辑哲学论》像是一个神秘的宝库一样,虽然他们已经从中发现了不少珍宝,但显然还有更多的东西有待他们发掘。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向维特根斯坦当面请教。维特根斯坦也是维也纳人,按理说应该很方便,问题是那时维特根斯坦已经不在维也纳了,他到了奥地利南部,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里教书。

    1924年,石里克给维特根斯坦去了第一封信,希望能够去他所在的学校拜访他,信中有这样的话:

    作为一个仰慕您的《逻辑哲学论》的人,我很久就希望与您会晤。但由于教学工作和其他任务,使我在来到维也纳差不多五个学期当中一再地未能实现这个愿望。

    ……您的名字在我们的小组中经常被提到,特别是由于我的同事、数学家莱德曼斯教授在一次讲演中介绍了您的工作,使我们对您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我们这里,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确信您的基本思想的重要性和正确性,而且我们都迫切地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点儿力量来使您的观点更广泛地为人们所了解。

    堂堂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以如此充满敬意的语气给一个小学教师写这样的信,由此可见石里克的为人是何等的谦逊与坦诚。这里只有对天才与智慧发自内心的尊敬,毫无一切基于名誉、地位等的世俗之偏见,石里克的心可谓一尘不染。

    收到石里克的来信后,维特根斯坦也被感动了,他以最热情友好的态度给石里克回信,表示期待着与石里克的会面,甚至表示这将会给他最大的快乐。这种热情对于一向拘谨冷傲的维特根斯坦也是极为难得的,这恰恰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接到维特根斯坦的回信后,石里克立即再次去信,表示要立即去拜见维特根斯坦。他挑选了几个有才华的学生与他一道去了维特根斯坦任教的那所位于乡野之地的小学,遗憾的是这时候维特根斯坦已经辞职了,并且不知去向。

    石里克不是一个容易气馁的人,他找到了其它办法。原来,维特根斯坦的豪富家族在维也纳是鼎鼎大名的,他的一位姐姐叫丝腾洛堡,是维也纳社交界的名流。石里克便找到了丝腾洛堡,托她将自己的一本著作转赠她弟弟,并请她转告维特根斯坦,他希望能带几个人与维特根斯坦见面,讨论哲学问题。

    不久他收到了丝腾洛堡女士的信,信中告诉他,维特根斯坦现在不能与他讨论哲学问题,因为他正忙着为她设计一座住宅。信中还表明,如果维特根斯坦有了时间,可以同石里克讨论他所要讨论的问题,但维特根斯坦只见石里克一个人。

    到了1927年年初,丝腾洛堡女士正式向石里克发出了邀请,请他在某一天到她家里午餐。

    后来,据石里克夫人回忆,石里克这天“以一种朝圣者的虔诚态度”去见维特根斯坦,回来时“带着一种欣喜若狂的神情”。

    虽然维特根斯坦几乎与任何人都难以相处,但石里克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他们的友谊自从见面第一天就开始了,并且一直保持下去。维特根斯坦对石里克表示了难得的好感,并且对石里克渊博的知识与高深的文化修养表示钦佩。

    此后,石里克与维特根斯坦又见了几次面,有感于石里克诚恳的请求,维特根斯坦终于同意石里克带人来自己这里。一开始是石里克的助手魏斯曼,后来卡尔纳普、费格尔等也来了。不用说,他们也是怀着朝圣者的心态见维特根斯坦的。在维特根斯坦讲话时,他们仿佛像是虔诚的教徒在聆听教主的圣谕纶音,连大气都不敢出呢!

    1927年夏天起到1928年年底,维特根斯坦与上述石里克等人进行了多次长谈,每一次对维特根斯坦的听众来说都是享受。

    虽然不能说石里克百分之百地接受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对于石里克以及维也纳学派的影响之深可以说是深人骨髓的。如卡尔纳普后来所言,石里克在思想方面甚至在性格方面都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甚至于有时到了盲目的程度。学派中有些人不但在思想方面接受维特根斯坦的主张,甚至在行为举止与衣着方面都有意无意地模仿维特根斯坦。这就是天才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时候几乎是一种魔力。

    但到1929年初,维特根斯坦表示他只同意见石里克和魏斯曼,不想见卡尔纳普和费格尔了,更不想见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他对石里克说,他只愿意同那些“握着他的手”的人交谈。不久维特根斯坦就去剑桥了,先是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接着便成了剑桥大学的研究员,后来当了教授,从此就定居在英国了。过他并没有中断与维也纳学派的联系,他与石里克和魏斯曼相当频繁地通信,当他在学校放假期间回到维也纳时,也总会与石里克和魏斯曼见面,像以前一样进行内容十分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地点有时是在丝腾洛堡女士的家里,有时是在石里克家里,有时甚至还在挪威,那里有一所供维特根斯坦家族春秋消闲用的大宅子。

    同样是在1929年,有一件事却令维特根斯坦感到不快。我们说过,这年《维也纳学派:科学的世界观》发表了,维特根斯坦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写信给魏斯曼说:

    正因为石里克不是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人们总希望他注意,不要让他们的“良好意愿”使他和他所领导的维也纳学派由于自我吹嘘而变得荒谬可笑。……“抛弃形而上学”好像成了什么新东西!维也纳学派所取得的成就应当显示出来而不是说出来……名家里手是通过他的作品而为世人所知的。

    不难看出来,维特根斯坦对这种大张旗鼓地开宗立派的做法相当反感,认为有哗众取宠之嫌,他希望维也纳学派通过他们的著作,而不是一份宣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

    以前,维也纳学派与维特根斯坦的讨论,魏斯曼都做了详细的记录。维特根斯坦本来认为这种记录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和传播他的思想,但到1932年,他突然觉得这样可能会使他的思想在公开的传播中被曲解,因此他便不许魏斯曼见他了。从此,他只与石里克一个人见面。1933年夏天,他与石里克到了意大利,在那里进行了多次深人讨论。每次他回到维也纳,仍然都要与石里克见面。这时候他们早已不是单纯的导师与追随者的关系,而是真正的朋友了。这种友谊将持续石里克的终生。

    然而从30年代起,维也纳学派虽然表面上仍然兴盛,但已危机四伏了,并最终导致学派的解体。

    1931年时,作为核心成员的费格尔被美国依阿华大学聘为教授,离开了欧洲。1934年,另一位重要成员汉恩教授意外辞世。还有纽拉特,他是一个政治活跃分子,1919年时还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职,希特勒上台后,他逃离了奥地利。1936年,已经很有名气的卡尔纳普也到了美国,接受了哈佛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随即被芝加哥大学聘为教授,从此定居在遥远的美国。魏斯曼这时也离开了奥地利,迁居英国,在牛津和剑桥任职。只有克拉夫特仍然留在维也纳大学,但他也在1938年被解除了教职。

    从《现代西方历史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问题不是出在维也纳学派成员们的身上,而是当时的政治局面使然。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同属德意志民族的奥地利被纳粹操纵,动荡的时局已经容不下一张小小的书桌了。19342月,由纳粹党的死敌社会民主党人主持的维也纳市政府被推翻,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通缉,其中就包括纽拉特,他不得不逃往荷兰。

    虽然维也纳学派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组织,但在纳粹的统治之下,是不容许有什么学术与思想的自由的。石里克从不过问政治,不会向纳粹宣誓效忠——像这时候某些哲学家如海德格尔所做的一样,更没有丝毫种族观念,他仍然坚持要犹太人魏斯曼当他的助手,并且在他的学派里还有好几位成员是犹太人,这几点就足以让纳粹僧恨他和他的学派了。

    1934年,马赫学会被强行解散,虽然石里克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但却被一些敌视他的纳粹诬为犹太人。更为严重的危险来自于一个叫尼尔布克的家伙。

    尼尔布克曾是石里克的学生,他后来患了精神病,莫名其妙地痛恨石里克和他的学派,多次公开扬言要杀掉石里克。警察曾因此拘留过他,但由于没有罪证很快将他释放了。尼尔布克还经常给石里克打恐吓电话,令石里克心神不安。

    1936422上午,当石里克像往常一样踏上维也纳大学的楼梯准备去上课时,早就埋伏在近旁的尼尔布克突然跳将出来,对准石里克连开四枪。

    石里克当场死亡,年仅54岁!

    石里克走了,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失去了主心骨,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星期四讨论会了。到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学派成员已经四散逃亡,维也纳学派完全解体。

    【卡尔纳普传】聽谈完了维也纳学派和石里克,我们要专门来谈谈卡尔纳普。

    在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当中,卡尔纳普实际上是最为著名,也最为重要的一个。由于石里克的早逝,他的许多伟大思想来不及表述,因此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卡尔纳普不同,他活了近so岁,有足够的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思想,完成自己的工作。

    卡尔纳普1891年生于德国西北部巴门附近一个叫隆斯多夫的地方。他的父亲名叫约翰尼斯?卡尔纳普,出身贫寒,但他的父亲不甘于贫穷,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发家致富,过上了好日子,还娶到了一个有知识的妻子。老卡尔纳普的妻子出嫁前名叫安娜?德普费尔德,她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出版过关于教学方法之类的作品。她很以父亲为骄傲,在卡尔纳普还是一个儿童时她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她父亲的传记,这令卡尔纳普非常着迷,并由此喜欢上了写作。

    卡尔纳普的父母都是虔诚但不狂热的基督徒,他的母亲告诉儿子:人关键是要过上善良的生活,至于信奉何种宗教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这种宽容精神从小就感染了卡尔纳普。

    卡尔纳普还有一个姐姐,姐弟俩最初的教育是在家里由母亲执教的,在大约三年时间里,母亲每天给他们上一个小时的课。这三年的课程相当于他们的小学学业。

    卡尔纳普7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幼年丧父是人生何等的不幸不言而喻。为了摆脱这种阴影,母亲带着一家搬到了巴门。卡尔纳普在那里上了中学。

    在中学里,卡尔纳普最喜欢数学与拉丁文这两门课。他说:“数学以其概念的精确性和纯粹的思维证明结论的可能性吸引着我;而拉丁文则以其合理的结构使我产生了兴趣。”

    1909年时,卡尔纳普一家又从巴门迁往耶拿。第二年,卡尔纳普就近在耶拿大学注册入学。

    在大学里,卡尔纳普先攻读哲学与数学,后来又加上了物理学。在选课上他是个自由派,完全凭自己的兴趣而定。数学也许是卡尔纳普最喜欢的科目了,这是他从中学时就保持下来的爱好。

    在耶拿大学,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弗雷格。

    在这里,我要先讲讲弗雷格。

    本来,弗雷格完全有资格在这本书中占有单独的一章,只是一则由于本书篇幅所限,二则由于弗雷格的东西太过技术性,涉及太多的逻辑与数学的专业知识,行文表述会相当艰涩一这也是他在世时得不到应有的承认的主要原因之一,讲起来很困难,因此我将他那一章压缩成这里的一段插叙。

    弗雷格生于184811月,出生地是德国梅克伦堡-什末林地区的维斯玛。他的父亲名叫亚历山大·弗雷格,是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他的母亲名叫奥古丝蒂·比娅罗布洛特基。

    弗雷格在家乡上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1869年时,他通过高级中学毕业考试,进了耶拿大学。他在耶拿大学上了两年后,又转到哥廷根大学,在那里读书,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和哲学等课程,像石里克一样,在科学与哲学两方面都有扎实的基础。

    1873年,弗雷格在哥廷根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论在平面上对想像图像的几何描述》。第二年,他以《基于量的概念的扩展而建立的计算方法》获得了在耶拿大学数学系讲课的资格。1879年,他发表了《概念文字》,不久成为特邀教授,相当于副教授,算是有了正式的教职了。此后,有一个说法是:弗雷格在这个职位上待了整整十七年,直到18%年才成为“名誉教授”。还有一个说法是:直到1910年时,弗雷格还是特邀教授。

    原因可能是“名誉教授”的实际含义只是一个“名誉上的教授”而已,是那些年纪大了却总是升不上正教授的人的一种安慰奖,真正的职称还是副教授。1920年时弗洛伊德也曾在维也纳大学弄到过这种“名誉教授”。

    1918年时,在耶拿大学执教了四十四年的弗雷格退休了。七年之后,他逝世于德国的巴特克莱嫩。

    直到死时,弗雷格还是一个无名之辈,除了极少数人,例如罗素,对他表示赞赏外,他在学术界毫无名气与地位可言,著作也几乎无人问津。更可悲的是,弗雷格不像那些虽然有了伟大发现自己却并不知道的人,如孟德尔之发现遗传的规律,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因为被忽视而痛苦,弗雷格本人却深信他自己成果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不能不为自己遭到的这种冷遇而痛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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