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站点

用户名

密码

西方哲学 - 哲学家

  • 分享

    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故事:为哲学而生活

    嗯C 2011-03-24 16:31

    第十五章 为哲学而生活

    一个纯粹的哲学家生活平凡、思想非凡的一生。

    胡塞尔生于1859年,与我们前面讲过的两个大哲学家柏格森和杜威同岁。胡塞尔全名叫埃德蒙德?胡塞尔,是地道的犹太人。他出生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地区的普罗斯涅兹,那里现在属于捷克共和国,名普罗斯捷约夫。胡塞尔家族已经在这里生活几百年了。胡塞尔的父亲是个小商人,母亲叫尤丽亚,来自德国汉堡。两口子一共生了4个孩子,我们要讲的胡塞尔是老二,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弟一妹。

    生活在这样一个中等家庭,胡塞尔的童年生活还是无忧无虑的。有一件事给胡塞尔留下的印象很深,一次他得到了一把小刀,觉得不够锋利,就使劲地磨啊磨,结果刀刃越磨越少,最后几乎没有了。

    6岁时,胡塞尔开始在普罗斯涅兹的中心小学上学。三年后,他进了维也纳一所中学,但只在那里读了一年,就转到了在摩拉维亚有名的奥尔缪兹公学。这是1869年的事。

    在小学和中学期间,总的来说胡塞尔都不是十分出色的学生。特别是在奥尔缪兹,他对功课更是毫无兴趣。据说他总是一下课就精神百倍,一上课就打磕睡,而且很快就睡得像芝麻一样香。老师看见了,就向他提问,坐在他旁边的同学赶快把他摇醒,他打着哈欠站起来,对老师的问题当然是答非所问,稀里糊涂,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讲到成绩,他只能算是中等。他是那种典型的临急抱佛脚的学生,平时不学习,到期末,为了不降级,考试前才拼命看书,然后60分万岁。不过他有门功课一直不错,那就是数学。此外,胡塞尔虽然不爱上课,但并非不爱读书,他读了不少课外书。

    根据当时学校的惯例,到了中学高年级时,学校要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方向做出评估,每两年一次。胡塞尔第一次被评估时得的是”司法”,即老师认为他将来适宜当律师,但到了第二次评估时,学校给的结论就是”哲学”了!

    1876年,胡塞尔行将中学毕业,老师给他这样的评语:“胡塞尔在毕业考试中很难通过,这几年以来他一直使我们感到为难。”

    这时候,胡塞尔终于意识到了面临的危机:要么通过毕业考试继续升学,要么回家跟爸爸学做小生意去。胡塞尔醒悟了,就像一头沉睡了许久的狮子般醒来了,开始奋发学习。

    他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恶补功课,将中学整个儿的教材都念了一遍,不用说大部分内容像是从来没有学过的。他竟然顺利通过了毕业会考,成绩还不错。据说当校长向学监报告时,说这次成绩还不错的胡塞尔”是我们学校最差的学生”。

    18766月底,胡塞尔拿到了中学毕业文凭,随即进人莱比锡大学。

    一开始时,胡塞尔主修的是天文学。有次他偶然得到了一架世界上最著名的光学仪器生产商德国蔡司公司制造的望远镜,胡塞尔进行了详细校验,发现了镜片上一个极细微的瑕疵,他将这架望远镜寄回了蔡司公司并说明原因,不久他就收到了公司经理阿贝教授的回信,信中说蔡司的技术人员中没有一个人有像他那样精确的眼光,教授欢迎胡塞尔将来毕业后来蔡司工作,并预言他将有”伟大的前程”。

    胡塞尔对在蔡司工作兴趣不大,这时候他最喜欢的课程除了数学与物理学外就是哲学了。他比较系统地研究的第一个哲学家是贝克莱主教,胡塞尔这时候就是戴着贝克莱的有色眼镜看世界的。

    在莱比锡,胡塞尔很快结识了一个重要的朋友——马利萨克。马利萨克是捷克人,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政治家,并在1918年至1935年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马利萨克比胡塞尔大差不多十岁,当时已经是哲学博士了。胡塞尔与马利萨克经常待在一块儿,他们一起研究问题,一起散步。后来胡塞尔回忆说,正是马利萨克使他摆脱了那种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又帮助他走进了哲学的殿堂,向他推荐笛卡尔、洛克、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马利萨克还经常带着胡塞尔参加莱比锡哲学协会的活动,甚至介绍胡塞尔加人了本地区的大学生联合会,里头大部分人是学神学的,胡塞尔在这里找到了好几个朋友,与他们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马利萨克虽然是莱比锡大学学生,但他同时也是维也纳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布伦塔诺的弟子,他非常欣赏布伦塔诺的思想,鼓励胡塞尔也学习之。后来,当他准备去维也纳大学参加考试以获得当大学教师的资格时,还鼓动胡塞尔与他一起去,听听布伦塔诺的课。

    1878年,胡塞尔与一个叫马尔薇娜?斯坦因施耐德尔的姑娘订了婚。

    这年3月,胡塞尔正式离开了莱比锡大学,到了柏林,并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注册了。

    胡塞尔后来是这样回忆他在这里的学习的:

    这个学期一开始,我主要从事数学的学习,而随后我对哲学越来越感兴趣。当时我还没有制订出一个在将来从事数学教学的计划。在哲学方面,我特别喜欢泡尔森教授,我非常感谢他对我不断进行的真挚的鼓励。在数学方面对我发生持久影响的是魏尔施特拉斯教授和克罗耐克尔,我是他们的学生。

    被称为“现代分析之父”的魏尔施特拉斯对胡塞尔思想的影响尤深,后来胡塞尔说:

    魏尔施特拉斯把理性思考和非理性的直觉灵活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为一个关于纯粹理性的理论。我对于教授为进行这种分析所付出的辛劳很能理解: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强调数学的根源及其基本概念与基本定理,然后以之为基础,为这个分析的整个体系建构一个严格而简明的、易于理解的方法。

    若干年之后,这些话将成为胡塞尔建立自己理论的重要标准。

    胡塞尔在柏林大学的学业持续到了1881年。这年3月,他又一次转学了,据说这一次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他父亲是个爱国者,希望儿子在奥地利的大学——当然最好是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于是胡塞尔在维也纳大学注册了。

    这时候,马利萨克已经在维也纳安家了,胡塞尔经常去马利萨克家。在这里,马利萨克让胡塞尔阅读了《新约全书》,这对胡塞尔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时候胡塞尔已经在三所大学学习了五年,按常规应该为博士论文答辩做准备了,但胡塞尔总是找借口一再推迟,直到18827月他才提出了答辩申请。11月底,他先通过了考试,第二年初参加了正式答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此后不久,胡塞尔接到了来自柏林大学他的老师魏尔施特拉斯教授的邀请,请他当教授的私人助手。在柏林,胡塞尔帮助教授整理了有关阿贝尔函数的讲演稿。但不到半年,魏尔施特拉斯教授就病了,不能再讲课了,也就用不着帮助准备讲稿的私人助手了,胡塞尔于是又回到了奥地利。

    188310月,胡塞尔根据奥地利的征兵制需服役一年。他先驻扎在奥尔米茨,隶属王储鲁道夫的第二野战炮兵团,后来又调到了维也纳的军队供应部。第二年4月,父亲去世,这令胡塞尔非常伤心,他称这是他一生”第一次最大的震撼”。

    188410月,胡塞尔服役期满,又进了维也纳大学,拜在布伦塔诺门下。

    在这里我们要谈几句布伦塔诺。布伦塔诺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意动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德国的名门望族,叔叔是著名诗人布伦塔诺。他16岁开始接受教士训练,后在柏林、慕尼黑和图宾根等大学学习哲学,186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被任命为神甫。从1866年开始,他任符茨堡大学的无薪讲师七年,讲授亚里士多德哲学。布伦塔诺由于坚持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一生多挫折。1870年,身为神甫的他著文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关于教皇无过失的主张,遭到猛烈攻击。1872年,他被升为符茨堡大学正教授,便于次年辞去了神职。1874年,布伦塔诺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著作《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心理学理论。就在这一年,他担任了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1880年,布伦塔诺的人生再次出现波折,他与一位女性天主教徒恋爱,想要结婚,但奥地利政府拒绝了他的申请,因为政府尚未批准他辞去神职,于是他被迫辞去教职,迁往莱比锡,第二年结婚后才又回维也纳大学任无薪教授,直至1895年。在维也纳大学期间,布伦塔诺的影响越来越大,最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学生,像弗洛伊德、胡塞尔、马利萨克都曾聆听他的教诲。1894年,布伦塔诺因妻子去世深受刺激,且患眼疾,于是辞职,移居国外,继续著述达十九年。他后来几乎失明,1917年逝世于瑞士苏黎世,终年79岁。

    在布伦塔诺所有的学生中,胡塞尔无疑是受其影响最大的一个。后来胡塞尔在《回忆布伦塔诺》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当我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大的时候,我犹豫不定的是:我应该继续选择数学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呢,还是应该把一生贡献给哲学。正当此时,布伦塔诺的课使我做出了最后决定。我开始去听他的课,纯粹是出于对这位当时在维也纳被街谈巷议的人物的好奇。尽管我有许多先入之见,但我还是无法长久地抵御他的个性魅力。从布伦塔诺的讲座中,我首先汲取到了一种信念,这信念给了我选择哲学作为终身职业的勇气,这种信念就是:哲学也是一个严肃的工作领域,哲学也可以并且也必须以严格科学的精神来加以探讨。

    …………

    他解决所有问题时所采取的以纯粹事实为根据的作风,他处理疑难问题的方式,他对各种可能的论据的细致而辩证的考虑,他对各种歧义的辨认,他把所有哲学概念都归结到创门在直观中的原初源泉中去的作法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对他充满了钦佩和信任。

    布伦塔诺对胡塞尔这位弟子也深表欣赏,他这时候似乎已经隐隐看出来了年轻的胡塞尔将接过他的哲学接力棒。1886年,他邀请胡塞尔与他一起到圣吉尔根的沃尔夫岗湖度假,胡塞尔有了大量的时间与所崇敬的老师在一起。

    188610月,胡塞尔离开维也纳大学,来到了哈雷大学。他是揣着布伦塔诺的推荐书来的。在这里有布伦塔诺另一位重要的学生施图姆普,他是德国近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施图姆普对胡塞尔也很好,经常与胡塞尔单独交流,他的思想对胡塞尔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胡塞尔最重要的著作《逻辑研究》就是题献给他的。

    18875月,胡塞尔向哈雷大学提交了任教资格的申请书,不久参加了任教资格考试。到7月,胡塞尔通过了考试和试讲,获得了大学讲师资格。

    也就在这时,他的未婚妻马尔薇娜像他一样成了基督徒。因为早在1886年,胡塞尔受马利萨克的影响,接受了基督教福音教派的洗礼,施洗者是他在中学和大学时的同学加好友阿尔布莱希特。18878月,胡塞尔在维也纳结婚了,婚礼便是在新教教堂举行的。

    马尔薇娜比胡塞尔小1岁,她虽然生在现在属于罗马尼亚的克鲁奇,但却是在胡塞尔的家乡长大的。她也是犹太人,父亲是个中学教师。马尔薇娜是个相当聪明能干的女人,更重要的是,她倾力支持胡塞尔的哲学研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这年秋天,胡塞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由他的大学授课资格论文扩充而成的《论数的概念》。

    1887年冬季学期,胡塞尔开设了第一门课,即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导论。此后,他每年都要在哈雷大学开一门或者几门课,如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大哲学、算术哲学、逻辑学,等等,但他曾想开的一门伦理学课则因为只有两人选修而被取消。

    大约从90年代开始,胡塞尔从意识经验与意义的给予性方面人手,走上了现象学这一开创性的学科研究之路。

    1891年时,胡塞尔在《科学哲学季刊》上做了一个广告,说他将在这年出版《算术哲学》。由于出版这样的纯学术著作需要作者自己出钱,胡塞尔无力负担,他便向教育部申请专门面向编外讲师的资助,但被拒绝。不过他的《算术哲学》第一卷还是出版了。

    第二年,胡塞尔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伊丽莎白。他的老师布伦塔诺和施图姆普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便分别给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弗兰西斯卡和卡罗拉。这年8月,胡塞尔被哲学系提名为教授,但以这时候胡塞尔的名气,当上教授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这年冬季学期,胡塞尔开了一门讲意志自由和对形而上学存在的证明的课程,竟然有四十多名学生听课。

    1893年时,胡塞尔终于从政府得到了一份为期一年的编外讲师资助,缓解了经济土的窘境。在这年的圣诞节,胡塞尔有了第二个孩子,儿子格哈特。两年后他有了第三个孩子,儿子沃尔夫冈。

    18943月,胡塞尔所在的哲学系再次提名他为教授资格候选人,但再次被教育部拒绝了,理由是没有名额。到这年8月,胡塞尔终于成为了”候补教授”,向高贵的教授之席迈近了一步。

    虽然不能成为教授,但胡塞尔的编外讲师资助被延长为两年,后来又被一再延长,直到1899年。这也是校方和政府对他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的一种方式。在教授名额珍贵无比的德国,一位年轻老师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胡塞尔在哈雷大学勤奋地工作着。他几乎每年都要开几门不同的课,它们大体属于数学、逻辑与哲学三大领域。同时他的研究工作也日见进展,这时候他主要研究的内容是逻辑学,若干年以来他一直在撰写其经典之作《逻辑研究》,到1898年完成了初稿。第二年10月开始印刷校样了。

    至此,胡塞尔的事业已经进人了一个相当关键的时期,一方面有大量研究工作,另一方面《逻辑研究》的校对与修改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向学校请了一个学期的假,到1899年年底,《逻辑研究》第一卷出版了,他才回校上课。

    1901年,胡塞尔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政府决定给哥廷根大学增设一个正式的副教授职位,并决定将这个职位给予胡塞尔。这时候胡塞尔已经当了十四年编外讲师了,媳妇总算熬成了婆。

    这年3月,《逻辑研究》的第二卷也出版了。在这年胡塞尔还认识了马克斯?舍勒,他将成为现象学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既出版了《逻辑研究》,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正式教职,胡塞尔终于感到可以放松一下了。于是,1901年,他给自己放了一阵子假:4月去了维也纳,接着去了巴登,他的弟弟和母亲都生活在那里。他又和施图姆普一起去著名的哈尔茨山漫游了五天,并从那里顺道去他即将履任的哥廷根大学看了看。

    不幸的是哥廷根大学并不领胡塞尔的情,当6月份教育部正式任命胡塞尔为哥廷根大学副教授时,哥廷根大学拒绝了,他们不想由教育部单方面安排一个人进他们的学校,他们要自己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教师。哥廷根大学的拒绝令胡塞尔很伤心,这简直是对他自尊心的打击,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哥廷根大学之所以不接受他,是因为认为他的学术水平还不够资格,这也就是否定了他在哲学研究上所做的贡献,否定了他《逻辑研究》的价值。为了排解苦闷,他又去哈尔茨山上漫游了几乎整整两个月,直到9月初才回到哈雷大学。

    在教育部的强令之下,哥廷根大学最后还是没能扛住政府的压力,胡塞尔胜利了,他随即前往哥廷根大学,结束了他十四年的哈雷时期。这时候他已经创立了现象学的基本理论了。

    190110月,胡塞尔到达哥廷根大学,开始工作了。

    这时候他已经是大学的正式一员,没必要靠收取学生的听课费过日子了。他在哥廷根大学开的第一门课是论意志自由,属于全校学生都修的公共课,据说听课的学生有70人之多。

    这时候《逻辑研究》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了,许多年轻的哲学爱好者们为这种新颖的哲学思想所打动,纷纷来到哥廷根大学,聚集在胡塞尔身边。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翰纳斯?道伯尔特,他在1902年夏天骑自行车从慕尼黑大学长途跋涉到哥廷根去拜访胡塞尔,胡塞尔与他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发现他真的理解了《逻辑研究》中表达的思想。

    更让胡塞尔高兴的是,他得知在慕尼黑大学已经有许多人在关注他的哲学,他们自发地组成了小组,专门研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后来这些人形成了所谓的”早期慕尼黑现象学派”。

    1903年,胡塞尔当了平生第一个官儿,成为皇家学术考试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主持哥廷根大学的哲学与教育学两个学科的考试工作。

    第二年5月,胡塞尔去了慕尼黑大学一趟,他的现象学在那里比在哥廷狼大学要热得多。他在那里与当时知名的哲学家李普斯建立了友谊,李普斯教授非常欣赏胡塞尔的新理论,并表示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跟随胡塞尔学习。又次年,胡塞尔还去了柏林,会见了狄尔泰。狄尔泰比胡塞尔年长得多,已经是哲学泰斗,但他对年轻的胡塞尔十分器重,他认为《逻辑研究》是开创新思想体系的杰作。

    1905年时,政府教育部向哥廷根大学提议任命胡塞尔为正教授,但哥廷根大学当局又拒绝了,理由是他们认为胡塞尔的学术水平还不够资格当正教授。究其原因当然不是哥廷根大学当局与胡塞尔有什么私仇,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于胡塞尔开创性的现象学理论的伟大意义没有充分的认识。这也不奇怪,因为一个新的理论,尤其是人文方面的创造性理论,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为人所认识与接受的,在此之前,遭到冷遇甚至误解都是常事。

    这一切令胡塞尔感到既伤心又无奈,他在这时候给布伦塔诺的一封信中说:

    我并非一个热衷进取的编外讲师……整整十四年我仍然只是一个编外讲师……几年来我什么也没发表,却到处树敌……我为自己选择课题,走自己的路……这么做不是为了殉道,而是出于不可违抗的必要性。……尽管我急切地渴望得到一个普通位置,以便使我的外部生活能保持独立和获得产生更广泛的个人影响的机会。这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困难的时期。想想看我必须忍受多大的苦恼,我讨厌与那些从不为事业而生存的谋名营利者为伍,更别说逢迎他们以获取外部的成功和荣誉了。

    这年,从慕尼黑来了好几名学生,他们本来都是李普斯的弟子,但李普斯感到他们跟随胡塞尔学习更有前途,便推荐了过来。有了这些学生的追随,胡塞尔已经隐然在哥廷根大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派,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哥廷根现象学派”。他们对于现象学的热衷就如后来有学生回忆的:

    在哥廷根只是搞哲学——在白天,在黑夜,吃饭时,上街时,无论在哪儿大家都说的只是“现象”。

    这一切说明,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已经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了,虽然他还只是一个副教授。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他的学术水平早已经够当教授了,一向对他不表好感的哥廷根大学当局也提出了一个建议,要他去哈雷大学接替那里空出来的一个教授职位。但胡塞尔似乎已经习惯了在哥廷根的生活,对学校的提议没有回应。这年他还接到了另一个通知:布雷斯劳大学已经将他列为一个空出来的教授席位的候选人。同时,他还成为了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1906年,胡塞尔终于修成正果,被教育部正式任命为哥廷根大学的正教授。当上正教授在当时的德国可是一件大事,这样的任命是由国王亲自宣布的。

    第二年,地位和收人已经不同往日的胡塞尔教授与夫人来了一次长途旅行,他们到了古老而优美的意大利,在这个西方文明之都好好地瞻仰了一番。在拉文纳,胡塞尔见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昔日的老师布伦塔诺。老师现在已经是双目将近失明、路都走不稳的老人家了,夫人也已经先他而去。师生两人不由回顾了过去——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胡塞尔感到一切仿佛就在眼前,他又在毕恭毕敬地听着他一生中最尊敬的老师的教诲了。

    此后,作为教授的胡塞尔生活方式有了不小的改变,需要上的课也不是那么多了,每年都可以抽出一段时间到外面旅游,拜访朋友,进行学术交流。当然,胡塞尔做得更多的还是学术研究,哲学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哥廷根大学这时候也比较重视他了,1909年,他担任了学校新规范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是对哥廷根大学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的机构。1912年,胡塞尔被普鲁士国王授予”四级红鹰勋章”,作为对他哲学研究成果的奖励,这是一个哲学家难得的荣誉,以前黑格尔也曾经获得过。胡塞尔还在这年9月被普鲁士的文化大臣任命为”哲学讨论课副主任”,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我想大概相当于哲学专业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之类。

    1913年,胡塞尔与他思想的一些支持者与传播者,如舍勒、普凡德尔等创立了一份专业刊物《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成为宣传现象学理论的重要基地。

    191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年爆发了。胡塞尔的两个儿子都被征召人伍,开赴前线。第二年初,他的小儿子沃尔夫冈在前线被枪弹击中肺部,生命垂危。胡塞尔亲自到了比利时前线,将儿子从野战医院接回了家,悉心照料。

    这年,胡塞尔被任命为皇家科学考试委员会的委员,这是一个有相当高学术地位的职位。次年,1916年,胡塞尔接到了一项更加重要的任命:接替李凯尔特的弗赖堡大学哲学教授职位。这可不是普通的正教授,而是讲座教授,每科只设一位,前任期满后再选继任者,其地位非常高。

    胡塞尔是1901年开始在哥廷根大学任教的,虽然一开始并不怎么顺利,然而他挺过来了,后来他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可以相信,如果弗赖堡大学讲座教授职位的魅力不是不可阻挡,胡塞尔很可能在哥廷根大学过上一辈子呢!

    然而,就在迁居弗赖堡前夕,胡塞尔的儿子沃尔夫冈阵亡了。胡塞尔此前曾将这个儿子接回家中调养,伤养好后儿子再次上了前线,但这次他没有那么幸运了。老年丧子是人生的大不幸,胡塞尔所受的痛苦可想而知,几乎有整整一年,胡塞尔极少说话,甚至于不想见人,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失去最亲爱与最忠实的人真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隐遁之念,想从此去迎接尘世存在的自然终结。

    胡塞尔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他不堪忍受丧子之痛,想一死了之。

    但不管怎样,他还有事业,还有妻子和其他的家人,生活得继续下去。胡塞尔在这年4月抵达了弗赖堡。

    19173月,弗赖堡所在的巴登的大公接见了胡塞尔,表达了他对于这位杰出臣民的敬意。4月,胡塞尔还去了一趟前线的野战医院,他的大儿子格哈特受了伤,正在那里治疗。5月,他又去了维也纳,他的母亲正生病,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到7月份就去世了。胡塞尔对母亲一直怀着很探的感情,母亲的去世又使他的心灵受到沉重一击。

    这时候的胡塞尔已经名声在外,他在弗赖堡大学极受重视,在这年被任命为哲学考试部的负责人,又当选为海德堡科学院的候补委员,年底,他成了巴登公国的宫廷参事。

    1918年,胡塞尔获得了另一项荣誉。由于他为弗赖堡的”参战者培训班”做了精彩的讲演,讲演的内容是介绍德意志的爱国者兼著名哲学家费希特的思想,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帝国皇帝授予他”援战服务十字勋章”。

    在这年的冬季学期,胡塞尔在弗赖堡大学成立了现象学协会,这是大学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组织。

    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除了格哈特能够平安归来这件好事外,战争结束对于一向深藏书斋的胡塞尔几乎没什么影响。他的现象学现在已经为世人所公认,他拥有了众多的支持者和出色的弟子,例如英伽登和海德格尔,尤其是后者,胡塞尔见到海德格尔后不久就发现了他非凡的哲学天才,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衣钵传人”,他尽力提携之。19191月,他请系里让海德格尔担任了他的助教,相当于大弟子的地位。

    19194月是胡塞尔的60大寿,众多学生为他举办了一个热闹的生日庆祝会。几天之后,弗赖堡大学正式任命胡塞尔为哲学系系主任。8月,波恩大学法律系在其一百周年系庆上,授予胡塞尔法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胡塞尔获得的第一个荣誉学位。

    不过,胡塞尔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也就是说,他具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基本品质:不追名逐利,只想耽于哲学之沉思。为此,他仅仅一年之后就辞掉了哲学系系主任的职位,当爱尔兰根哲学科学院邀请他参加本院的董事会时,他也拒绝了,他甚至谢绝了去荷兰海牙做学术报告。不过,当他接到从遥远的英国剑桥大学发来的邀请时,他去了,因为他知道那里已经是哲学之重镇,他在那里能够接触到出色的哲学家,与他们对话。在剑桥,胡塞尔做了四次讲演,总名为《现象学的方法与现象学哲学》,这可能是现象学第一次在德意志国家之外的地方得到传播。这是19226月的事。

    1923年,胡塞尔应约为日本的一家著名杂志《改造》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这表明胡塞尔的思想已经在遥远的东方也开始得到了传播。这一年他还接到了一个更好的邀请:柏林大学请他出任教授。弗赖堡大学和巴登公国当局得到这个消息后,都竭力挽留胡塞尔,胡塞尔有感于他们的盛情,又觉得在弗赖堡生活得很好,便婉言谢绝了柏林方面的邀请。

    日子就这么过着。作为一个纯粹的哲学家,胡塞尔每天的生活就是研究、讲课,有时候出去旅行,或者偶尔也应邀做一些学术讲演。他不是杜威、罗素、柏格森那样的哲学家兼社会活动家,因此他的生活也就平淡得多。

    1926年,胡塞尔已经67岁了,他最得意的门生海德格尔在这年4月将其划时代的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题献给他,这本书稿的扉页上题写着:“以感激、敬仰和友情敬献给埃德蒙德·胡塞尔”。然而胡塞尔阅读这本书后并不高兴,因为他已经分明地看到,他的大弟子已经偏离了他的现象学方向,而走向了他途。不过他并不打算因此而压制他,胡塞尔是个胸襟如海的人,能容忍异见。不但如此,他还按照久有的计划,在1927年向大公提请退休,并推荐海德格尔接替他的职位。

    19282月,胡塞尔正式退休,根据他的愿望,政府邀请海德格尔接任胡塞尔的职位。

    退休后,胡塞尔开始了一次长途旅行。他到了哥廷根,又到柏林参加施图姆普的80大寿庆典,再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和格罗宁根等地发表了学术讲演。回到弗赖堡后,他接到一个好消息:教育部决定破例再给他发两年”助手酬金”。也就是说,胡塞尔可以再请两年的私人助手,而由政府向他们支付报酬。他在这年请到的助手是芬克,他为胡塞尔晚年的哲学研究工作贡献良多。5月,他还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选为名誉外籍院士。

    1929年初,胡塞尔终于应邀到了巴黎。虽然胡塞尔成名已久,但法国哲学界似乎视若无睹,至少没有对他的新思想体系表达多少热情。现在,当胡塞尔的现象学被广泛地接受与传播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之后,他们终于伸出了橄榄枝。2月,胡塞尔抵达巴黎,在索尔本举行了两场报告会,听众反响相当热烈,许多著名哲学家前来捧场。

    48是胡塞尔的七十大寿之日,他接到了哥廷根大学哲学系的祝贺。在生日庆祝会上,海德格尔做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胡塞尔在答谢词中有这样的话:

    我必须进行哲学思考,否则我就活不下去。

    这时,胡塞尔虽然退休了,但还在弗赖堡大学教了一年的课,在冬季学期中,他讲授了现象学问题。在他的最后一批学生里面有马尔库塞,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塞尔是从1930年开始完全离开弗赖堡大学的讲台的,但他依旧沉思、写作,还偶尔旅行。对于他,哲学永远是第一位的,即使在旅行之中,也笔耕不辍。

    自从在巴黎演讲之后,胡塞尔在法国哲学界的知名度大增。1931年,他用法文出版了他的名作之一《笛卡尔的沉思》。次年,著名的法兰西伦理学与政治科学院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胡塞尔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第一个被授予这个荣誉称号的德国人。1933年初,胡塞尔又获得了法国科学院为庆祝其建院一百周年而颁发的荣誉勋章。

    1933年对于胡塞尔并不是一个好年份。这一年,希特勒上台了,从此就注定了胡塞尔这个犹太人晚年的日子不会好过。

    希特勒刚一上台,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即使以胡塞尔的地位也不能幸免。19337月,德国教育部下令停止胡塞尔的度假津贴。不过这对于胡塞尔的影响还不大,但在这种局势下胡塞尔想再发表文章是很难的了。于是,胡塞尔像许多犹太人一样,想到了大洋彼岸,他通过他的一个学生向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发出了请求,希望能够到那里任职。这时候,在美国盛行的还是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等英美系的哲学,这些哲学思想总的来说是反形而上学的,现象学则属于同英美哲学对立的欧洲大陆哲学,大体上属于形而上学这一类,因此,胡塞尔这位现象学的创立者自然难以被美国人接受,南加州大学拒绝了胡塞尔的请求,拒绝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他年龄太大;二是不认可他的思想。

    面对这种困难的形势,胡塞尔仍然尽可能努力地工作。这时候他得到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帮助。我们前面说过,胡塞尔大学时代的好朋友马利萨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共和国总统直至1935年。在马利萨克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哲学协会和马利萨克研究所准备将胡塞尔的手稿运往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并在那里出版。为此,1935n月胡塞尔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并在布拉格做了《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心理学》等著名的讲演。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对胡塞尔也是如此。19361月,胡塞尔被通知不得在大学里讲学,紧接着又强令胡塞尔退出一些哲学组织。

    胡塞尔仍然竭力排斥这一切对他工作的干扰,写下了《欧洲哲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等名作。在其中有这样的话:

    欧洲生存的危机能够由于欧洲理性英雄主义而使哲学精神复苏,后者将肯定克服自然主义。欧洲最大的危险是倦怠。比我们这些”好欧洲人”以那种甚至不逃避无止境斗争的勇气来和这种危险中的危险展开斗争。……于是从这个疲惫厌倦的灰烬里将升起新的、内在精神生命的长生鸟,它将成为伟大遥远的人类未来的基础,因为只有精神是不朽的。

    胡塞尔在这里实际上是回顾了哲学史上为理想而生存的哲学家遭受的迫害

你还不是该群组正式成员,不能参与讨论。 现在就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