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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 - 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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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中天: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下)

    嗯C 2011-08-11 10:36

    四 帝国没有董事会

    ○ 过去没必要,现在不允许,再加上“雇佣”逐渐变“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实际上,秦汉以后,不要说“宪政革命”,就连“君臣共治”,也是一厢情愿。因为秦汉以后的官员,已大不同于春秋。春秋的大夫是“帮忙的”,秦汉以后则是“打工的”。春秋的大夫,原则上世袭。他们原本君主家人,或王室旁支,或诸侯子侄,故曰“公子王孙”。他们的齐家(打理采邑)、治国(治理封国)、平天下(辅佐王室),是“尽义务”,不是“挣薪水”。虽然也有“非世袭大夫”(孔子就是),那也是请来帮忙的(当然有酬劳),故可“合则留,不合则去”。君臣双方,也客客气气,一方事之以忠,一方使之以礼,这才被秋风先生误认为是“契约关系”。其实,是“亲友关系”。

    春秋的大夫“非亲即友”,秦汉以后的官员则“非奴即仆”。当然,有过程。前期,或许尚有周代遗风,是“半友半仆”。士大夫在皇帝面前,有时还能保持一定尊严。然而越到后来,就越是斯文扫地。明代,官员们只要一言不合,就可能被拖出午门,在众目睽睽之下扒了裤子打屁股,叫“廷杖”。清代倒是不打屁股,却规定见了皇帝,汉族官员只能称“臣”。满族亲贵和侍从,才能称“奴才”(太监不论满汉均称“奴婢”)。这表面上看是“礼遇”,骨子里却是“歧视”。意思也很清楚:你们汉人也想当“奴才”?你还不配!

    当“奴才”成为资格和待遇,则君臣之间,便已是“主仆关系”。其原由,则在于从春秋到秦汉,过去的“亲友关系”,已逐渐地转变为“雇佣关系”。我们知道,郡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按照这种体制,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皇帝拥有绝对的主权和治权。唯一做不到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这就要雇人打工(场面上的说法,叫“给皇上当差”)。正因为是“打工”,所以不能世袭,只能任命。这就是“官员代理制”或“皇权代理制”。

    这些被任命的“高级打工仔”,就是各级官员。他们或供职于朝廷,或牧民于地方,但无一例外,都是“职业经理人”或“皇权代理人”。秦汉到魏晋,主要是“皇权代理人”。其中,还不乏皇帝的铁哥们或小舅子,即“勋贵”和“外戚”。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就主要是“职业经理人”了。对于他们来说,当官,更多的是一种职业,一个饭碗,一个脱贫致富、光宗耀祖的途径。因此,即便在初入仕途之时,尚有儒家的政治理想,也会在官场的扑腾中,逐渐让位于现实的考虑。指望他们来抗衡皇权,可能吗?

    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制度不允许。依照秦汉以来的帝国制度,皇帝好比牧场主,官员好比牧羊人,老百姓则是羊。牧场主开明,管得宽松一点,是可能的,这就是“仁政”。牧羊人自律,不拼命薅羊毛,也是可能的,这就是“廉政”。但要说牧羊人也参加“董事会”,限制董事长的权力(限政),就不可能。羊儿们招开“股东大会”,制定“游戏规则”,不许董事长、总经理为所欲为,还要公开账目(宪政),就更不可能。哈,帝国可没有什么“董事会”,只有“办公厅”和“办事处”,它们分别叫“朝廷”和“衙门”。朝廷和衙门里,可是没有“民意代表”的。民意代表都没有的政治,也能叫“宪政”?

    春秋的制度没这需要,秦汉的制度又不允许,再加上君臣关系逐渐由“雇佣”变成“主仆”,则所谓“儒家的限政”,请问有多少可能?

    问题是,就算当时的制度,是“皇帝授权,官员代理”,则君臣之间,也顶多不过“雇佣”,反倒有可能变成秋风先生情之所钟的“契约关系”。法家就这样主张。在他们看来,所谓“君臣”,无非“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只要“公买公卖”,也就“礼尚往来”,臣下何至于“为奴为仆”呢?

    抱歉,这就怪不得别人,只能怪儒家自己了。

    五 系铃偏是解铃人

    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这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抗衡皇权的可能。

    把君臣从雇佣变成主仆的,是儒家吗?是。谁干的?董仲舒。董仲舒干了什么?在《春秋繁露》里提出了“三纲五常”。只不过在他那里,是三纲和五常分说。到宋代朱熹,则开始联用。此后直到清末,都被儒家奉为道德的规范,行为的准则。因此,如果说董仲舒在历史上有什么“创造”和“奉献”,当“唯此为大”。

    这玩意一提出来,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儒生抗衡皇权的可能。因为三纲之首,即是“君为臣纲”。也就是说,帝国好比渔网,君是总绳(纲),臣是网眼(目)。世界上,哪有网眼抗衡总绳的?也只能总绳让你张你就张,让你闭你就闭吧?

    当然,也有别出心裁,另做解释的。比如韩国学者赵骏河,便认为“纲”是“模范”的意思。君为臣纲,即君为臣之模范;父为子纲,即父为子之表率;夫为妻纲,即夫为妻之榜样(赵骏河《东方伦理道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呵呵,就算是吧,却不知如何运用于限政。比方说,汉武帝要穷兵黩武、扩军备战,要从宰相那里夺权,你咋办?顺着来?那就限不了政。拧着?又没拿皇上当榜样。

    其实“三纲”的意思十分明显,就是要服从,至少也得顺从。孝顺,孝顺,不顺,则不孝。同样,不顺,则不忠。所以,就算有个别官员要限政,要限制皇帝的绝对权力,那也得先顺着,再慢慢想办法。但顺着顺着,没准就把自己给顺进去了。这也正是历史上虽有士大夫“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却只能一退再退,最终集体沦为奴仆的原因。君为臣纲,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这就是董仲舒的“功德”!汉武帝还只是摧残了司马迁的肉体,董仲舒却摧残了读书人的灵魂。而且,三纲五常的观念越是被强化,士大夫和知识界在精神上就越是阳痿。难怪“马仔”会变成“奴才”了。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嘛!

    能够成为心理支持的,只剩下气节。这倒是孔子留下的宝贵遗产,即“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你有气节,我有屠刀;你的头多,我的刀快。谁硬得过谁?不要说什么“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明成祖,不是“株十族”么?哪里只杀你一人!

    所以,气节也不总能靠得住。更何况,即便是“武死战,文死谏”,也往往是针对具体问题。针对制度的改革,很少。能想到建立限制绝对权力的制度,就更少。因为在这里,同样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那就是皇权要不要维护?回答则是肯定的。因为皇权是皮,他们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时又没有别的“皮”!

    这就无可奈何了。尤其是,当这些“皇权代理人”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就更会把皇权当命根子。想想看吧,没有了皇权,钱怎么捞,租怎么寻?因此,维护皇权,是“朝廷命官”们的第一要务。至于在野的儒生,是限不了政的。他们又不是议员,谁听他的?

    既然“限政”(限制皇权)只能以“维权”(维护皇权)为前提,则儒家当中那些有识之士所能做的,也顶多只是给日益加速的专制倾向,制造一点摩擦力。但这也多半是出于“仁政理想”加“中庸之道”,比如不要“聚敛过度”,不要“与民争利”,多少也算维护了一点民权。但离“宪政主义”,则只怕还有十万八千里。

    何况皇权的日益膨胀,儒家原本就“与有力焉”。想当年,刘邦初登大位,尚不知如何君临天下。是叔孙通制定礼仪,让他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也让群臣“莫不振恐肃静”。此后,尊王攘夷,就一直是儒家高举的旗帜。君尊臣卑,也一直是儒家坚持的理念。好嘛,你让他黄袍加身,冠冕堂皇,又要他再脱下来,岂非“与虎谋皮”?你自己三跪九叩,匍匐在地,却要跟他讨价还价,岂非“痴人说梦”?

    六 风物长宜放眼量

    尊孔不如崇孟;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我们犯不着在一棵树前“守株待兔”。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限制绝对权力这事,指望皇帝自觉,是一厢情愿;以气节对抗强权,是得不偿失;用忠诚换取限政,是南辕北辙。因为你越是忠,就越得顺;越是顺,就越会助长皇权的气焰。结果是什么呢?是“风波亭”,是“袁崇焕”,是儒家“得寸”,皇权“进尺”。所有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如果他们真有那想法的话。

    这当然难免让人沮丧、郁闷、苦恼、纠结,甚至愤怒。秋风先生说──

    假如中国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确实皆行专制,那就足以证明,限制、剥夺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情。这个族群只能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不可能过有尊严和自由的生活,因为,从历史看,他们没有这种意向,也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

    这个反问有道理,我完全赞成,而且也不难回答。

    第一,中国并非“两千年甚至五千年皆行专制”。战国之前就不是,或基本不是。秦汉以后,也不都是,只不过总体倾向,是“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但即便专制独裁如明清,也不是天天专制,事事独裁。松动之处有,开明之时有,可圈可点之事,也有。这里面的情况一言难尽,原因也错综复杂,很需要慢慢梳理。不过可以肯定,对于愈演愈烈的专制独裁倾向,儒家是既“有所阻拦”,也“推波助澜”,可谓“功过参半”。何况儒家也有先后,有派别,并非“铁板一块”,岂能一概而论?

    第二,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或不曾有过“尊严和自由的意向”。这种意向,我们从来就有。儒家有,诸家也有;孔子有,孟子更有。而且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还更强烈。比如自由,是儒家讲得多,还是道家讲得多?比如平等,是儒家讲得多,还是墨家讲得多?再比如尊严,是孔子讲得透彻,还是孟子讲得到位?只要不带偏见,就能得出客观的结论。甚至就连秋风先生不喜欢的法家,只怕也非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啊!

    因此我的主张,是尊孔不如崇孟;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发掘中国历史中“向上的传统”,无疑是对的。但不必“一叶障目”,只在儒家这一棵树前“守株待兔”。我们应该放眼整个中华传统,尤其要注意发掘那些“因为理论和激情的遮蔽,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非儒家传统”。那可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三,至于有没有“养成这样的技艺”,倒是一个真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还是一个大难题。道理很简单,如果说“没有”,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族群,只配过“被人管制、奴役的生活”;或者虽有“尊严和自由的意向”,却其实不能实现,甚至也从未实现。这当然不是事实,也逻辑不通。一个“只配被人管制、奴役的”民族,是创造不出伟大文明的。同样,如果说这套技艺,我们不但拥有,而且完美,那么,为什么越到后来,就越是专制,越是独裁?这又讲不通。再说了,如果当真先前什么都好,那么,回到三皇五帝、唐宗宋祖即可,搞什么变革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岂非多余,而且有害?

    对此,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是:“创造自由生活”和“构建良好制度”的技艺,我们从来就有,而且很早就有,甚至堪称“身怀绝技”。但也正因为如此,就难免有缺陷,难免出问题,也难免在遭遇西方文明,建设现代文明之时,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因此,很需要理性对待,科学分析,需要客观公正地是其是,非其非。在此前提下,我同意秋风先生“新生转进”的说法,并认为果能如此,我们民族将对人类文明再次做出重大贡献。

    不过这事说来话长,还是从长计议,且听下回分解吧!

    刊载于2011711日《南方周末》,责任编辑戴志勇


    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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